不要厅局级官位 他们投身商海当老总图啥？

（原标题：不要厅局级官位，他们投身商海当老总，图个啥？）

12月28日，深圳市委全会决议公布，7人被免去市委委员职务，其中就包括深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本月上旬，杜鹏已获任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智慧城市发展委常务副主任，而在此一周之前，他还以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参加在黑龙江举办的“广东—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交流合作座谈会”。

这是厅局级官员投身商海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政道君梳理了近年来部分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发现，这些官员不少是高学历，以厅局级最多。在离开体制后，多数去企业担任高管。

【杜鹏】

年龄：以40多岁居多，年龄大的近六旬

在政道君梳理的近年辞职官员中，绝大部分辞职时年龄在四十多岁，正值职业生涯的成熟期，经验、人脉、能力都处于黄金时期，他们往往无论去留，都是游刃有余的，所以转身必定“华丽”。

比如，滨州市惠民县原县长夏培剑，今年任西王集团总裁，在46岁时“下海”。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2015年辞职时48岁。此外，今年49岁的济南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徐群，年中时辞职，目前任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副院长。

也有年龄在50岁以上的。近年辞职官员中，辞职时年龄最大的要数青岛市原副市长刘明君，其辞职时已经58岁，后加盟一家大型券商机构。

此外，近日任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智慧城市发展委常务副主任的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其今年57岁。

【刘明君】

学历：不少是硕士博士、海归人士

政道君梳理发现，这些辞职下海的官员多数是高学历，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晓军，其40岁辞职后任陆金所副董事长，后加盟玖富出任总裁。据媒体报道，其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获硕士、会计学博士，并于2005年获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又如青海省玉树州委原副书记赵勇，46岁时跳槽至亿利资源集团任副总裁，亿利资源集团是一家资产达千亿的民企。赵勇也是一名学者型官员，在聊城师范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在南开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他还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此外，上述去券商任职的刘明君也是一名博士。2015年辞职去阳光保险集团任副总经理的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股权管理总监夏芳晨，是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财税高级经济师；2017年辞职去华融国际任职的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杨宜新，是一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2015年辞职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菏泽市原市委常委、原副市长张毓华，是法律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辞职去向：多数去著名企业担任高管

官员辞职后都去哪儿？政道君梳理发现，这些官员多数都跳到了企业担任高管。

除了上述夏芳晨、杨宜新等人，此前因“下海”备受关注的山东济宁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职后到深圳华大基因任高管，后又辞职去碧桂园任副总裁，负责农业板块，直接向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汇报工作。

【梅永红】

深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今年12月“下海”，成为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集团智慧城市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集团智慧办主任。

而他任前海管理局局长的前任，曾任过深圳龙岗区、宝安区区长的张备2016年下海，曾出任360集团高级副总裁、360健康集团董事长。目前，张备为海王集团执行总裁、全药网董事长。

深圳市原副市长徐安良也在2016年辞职，曾出任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而中国平安也青睐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加盟，以平安智慧城市为例，联席董事长兼CEO俞太尉曾任上海市松江区区长，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平安智慧城市总经理助理陈佳林此前曾任广东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山东滨州市惠民县原县长夏培剑的新岗位是西王集团总裁，据西王集团官网介绍，该集团资产500亿，位列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第379位。

辞职理由：寻找新的价值

官员们对辞职理由往往“讳莫如深”，不过仍有一些人向媒体透露出了自己的想法。梳理发现，被提及最多的是：收入低、晋升难、为官不易、圆梦。

前济宁市长梅永红则将辞职理由表述得“高大上”，他表示：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这样一个更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轨道上来。

济南市委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群是今年年中辞职的，他的新身份是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岗位。据称，他有着超过十万行代码的软件编程经验，他以前很少介绍自己的官方头衔，反倒常说“其实我是一个码农”。徐群也并不缺钱，他做过济南百同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放弃仕途，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职业爱好和兴趣。

【徐群】

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与徐群类似，今年11月他的新身份曝光，张志勇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事教育行政工作30多年的他曾表示“到高校去当老师、到高校去做教育研究、到高校去做教育改革决策研究”。他离开工作生活多年的泉城济南，北上进入高校确实需要职业激情、职业兴趣，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观察】

官员下海后，防止“权力下海”有章可循

官员“下海”并不鲜见，主动辞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情形，但即便如此，每每有官员辞职下海，总是能引发一波讨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官员放弃了大家眼中的“铁饭碗”，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官员的去向多少与从政时期主管的领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外界担心有利益输送之嫌。

2017年5月，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意见》规定，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意见》还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

可以说，这一规定为公务员辞职再就业戴上了“紧箍咒”，在保证人力合理流动的同时也建立了权力监督的追溯机制，充分消减了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防止了权力跟随人员一起“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