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作者：[美]白修德，译者：石雨晴、柯育辰，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1939年4月10日，我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长江之上，重庆，我来了。环顾四周，飞机跑道就是用石头铺砌过的河口沙洲，沙洲两边是奔腾的黄色河水，裹挟着亚洲腹地的泥沙，穿越一个个峡谷，朝大海而去。这条简易的飞机跑道只有在冬天与春天河水水位低时才能使用；夏天和初秋，西藏融雪，水位上涨会淹没机场。河上有一座步行桥，桥下的河水形成了旋涡，桥的另一端位于对岸灰色悬崖底部。悬崖高处是重庆的古城墙。
一着陆，飞行员就把我们赶下了飞机，让外面等候的乘客赶紧登机，登机完毕马上起飞，伴着轰鸣的引擎声，飞机转眼间就飞走了。飞行员知道，多在陆上停留一刻都有被日军巡航飞机发现，并遭受其攻击的危险。
我终于来到了一个战乱中的国家，而且是在其战时首都。此地位于长江上游，距离海洋1400英里，距离日军战线400英里。
有人为我叫了轿夫，他们会抬着我走上沿崖壁开凿的数百级台阶。轿子就是两根杆子中间吊了一个竹子做的条凳，坐起来晃晃悠悠的。这种将人当驮兽使的载人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还记得当时那个领头轿夫光裸的肩膀，肩膀上是比皮革还厚的褐色老茧。他一边走，汗水一边流。“一 —二—三，一 —二 —三”，领头的轿夫每走一步都会重复这一单调的节奏，后面的轿夫迈着蹒跚的脚步，每上一级台阶，就会用“一 —二 —三，一 —二 —三”来回应对方。爬上悬崖，沿着路继续往高处走，穿过重庆城墙，我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刚到重庆的头几周，我被这座城市迷得神魂颠倒，都要忘记我的工作和抱负了。
大约700 年前，马可·波罗行至四川省境内，笔下曾书写过这样的城市，褪去20 世纪加诸在重庆身上的单薄虚饰，时光就像倒退了数百年，把他那个时代古老中国的样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请允许我仔细描绘一下当时所见到的一切，因为恰是从它们开始，我一点一点了解了真实的中国：
这座城市被夹在嘉陵江与长江之间，坐落在楔形的悬崖峭壁上，两江交汇于这个楔子的前端。重庆古城墙始建于明朝，已有500 年历史，墙上共设9 处城门。就在我抵达此地的几年前，人们为了获取建材，拆掉了不少城墙段，不过9 扇城门都保留了下来，还矗立在原处，其中一扇仍在发挥着城门应有的作用，日出而关，日落而开，巨大的厚门板上是一个个黄铜的球状突起。过去，这扇门是供皇家运货马车通行的，名为通远门，取“连通远方之门”之意，如今，通行于此的成了汽车。这条供汽车行驶的“老”路建成有12 年之久；1928 年以前的重庆还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没有汽车也没有黄包车，甚至连独轮手推车都没有。就在我来这里的一年前，重庆“新”通了一条汽车路，是挨着该城墙南缘修建的。不过，此时的重庆，轿子和轿夫的数量还是远远多于黄包车和车夫的数量—300∶200。
无论新路还是老路都未曾给这座城市带来多大改变，它还是和数百年前一样，与农村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悬崖上方是一片片稻田，一直延伸到城墙脚下；下方，位于长江江岸边缘的小块田地中种满了蔬菜，乐观的农民赌自己可以赶在夏季洪水淹没菜地之前完成采收。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之处，长江及嘉陵江两岸布满了新月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处连绵的山峦脚下，然后以梯田的形式爬到山上，就连山脊上都是稻田。它们一直延伸到了275 英里以外的成都，又一座城墙环绕的伟大城市，穿过成都，
继续向前，直到被西藏的悬崖绝壁所阻隔，农民们才停下了不断开垦稻田的脚步。
在这堵城墙内的中国是我闻所未闻的。以花为例。从来没人跟我说过中国人有多爱花—而现在，正值春天，这里的花摊比我家乡波士顿的还多。在亚热带的四川，花儿们似乎忘记了春季才应该盛放。多花水仙在冬季过半时盛开；3 月，山上李子花盛开，成为市集的点缀；杜鹃花一年到头都有，花摊上摆着一小盆一小盆含苞待放的杜鹃花枝，点亮了一年四季都昏暗肮脏的小巷。另外还有水果：5 月樱桃上市，小小的橙色果实装在篮子里，有着黏黏的甜甜的汁液；一转眼，6 月硕大的桃子熟了，黄色的果皮下是红色的果肉，整个中国，除了山东外，就属这里的桃子最好吃；再到盛夏时分，杏子、荔枝成了主角，8 月与9 月是西瓜，西瓜后面是梨子；晚秋时节属于柿子，它们红润而饱满；冬季是柑橘类水果的天下，市场上到处是粉色的柚子、橙子和橘子，12 月的橘子是一年中最好吃的。短短几年，我就和绝大多数重庆人一样，都用水果来表示不同的季节了。
鲜花与果实是具象化的季节变迁。不过，真正将这座城市与那一片片稻田相连的，还是河水，是永不停歇的浪涛拍岸声。四川是中国最富庶的省，这里，5000 万农民用稻田填满了中国的战时粮仓。战争期间，农民会将收获的稻谷用铲子铲起，装入一个个麻袋，然后用平底大驳船从上游运到前线。战争开始前，这些装满稻谷的麻袋会运往沿海城市。在重庆，最富有的都是米商，以及拥有稻田的地主。肉历来来自农村。每天早上都有猪从农村运往城内的屠宰场，每头猪都是两个苦力用一根杆子挑着，猪倒挂在杆子上，4 只蹄子被绑在一起。它们的眼皮也被缝了起来，一路都在凄厉地惨叫。出了屠宰场的猪，一部分成了摆在屠夫案板上的一块块红肉，又肥又厚，还在渗着血；一部分成了一堆堆灰白的腐肉，爬满蝇蛆；还有一部分被灌成了一条条数米长的香肠，黑色与棕色相间，挂在露天摊铺的钩子上，落满灰尘，来买香肠的客人有的只买几厘米长，有的会买走半米多长。城市对农场的“报答”就是贡献出所有的排泄物；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把每家每户便桶内的排泄物倒入粪桶，然后在竹竿两端挂上两个粪桶，担在肩上，赤脚走过阶梯式的小巷，晃晃悠悠地去往河边。在那里，他们会将收集来的粪便倒入“平底运输船”（外国人委婉的称呼）中，由一丝不挂的水手来搅拌，这些收集点是出了名的臭气熏天。搅拌完成的粪便会运往上游，作为肥料卖给农民，而这就是重庆回赠农田的礼物。这条河也是城里许多家庭的水源，重庆新修了一些供水管道，但数量少得可怜，对于那些没有接上供水管道的家庭，只能依靠运水工送水，这些运水工会像挑粪桶一样，挑着一桶桶浑浊的河水，晃晃悠悠地运到有需要的家庭那里。重庆的巷子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巷子里的石阶堆满稀泥，非常湿滑，走在上面，谁也不知道踩哪里才不会滑倒。
沿着城里那条主要的机动车道，就可以抵达城市的最高处，在这里，你会有一种穿越回数百年前的感觉。这条路从外观上看很像沿海城市的街道；临街店铺挂着霓虹招牌，有卖布匹的，卖手电筒的，卖汽车配件的，还有卖罐装食物的；沿街叫卖的小贩兜售着针、线、热水瓶以及下游运来的外地商品。不过，与这条路相连的所有巷道内都是黑漆漆的。重庆常年雾气笼罩，只有盛夏时的那几个月没雾，因此飞机轰炸也都是在那几个月里。即使是白天，这些巷子里也很昏暗，其中有的不仅昏暗还很狭窄，一个人撑起伞走在里面，伞面上都能同时接住两侧屋檐上落下的雨水。这里，既有香味也有臭味，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就像一曲交响乐—食物、香料、鲜花、烤栗子、焚香和鸦片都散发着各自特有的香气，还未收走的垃圾以及排水沟中流淌的尿液则散发着恶臭。除了气味，这里的声音也是一曲交响乐—男人的吼声、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啼哭以及家禽在居民棚屋中的鸣叫。另外还有挑担苦力或挑货小贩口中单调的号子。每种活动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吊运原木的木材商大声吼叫着。卖棉布的小贩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木块，以告诉周围人自己来了。卖小商品的商人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箱子，里面装着所有货物，他一边走一边用自己特有的旋律报货名，就像伊利街上卖香蕉和卖鱼的小贩一样。收粪便的人也有自己特有的调子，提醒人们小心避让。黄铜器商人也不例外，他们把要卖的猫铃、刀具、牙签、掏耳勺、痒痒挠等所有商品都挂在一根长长的杆子上，它们就像考尔德的动态雕塑一样，转来转去，丁零当啷。
重庆巷子里的居民一如往常地生活着，对于时代的改变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的习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改变的，就像戳一下才动一下的动物一样。传教士在重庆市区建了三家诊所，但只有极少人知道病了要去那里，绝大多数病人还是会选择草药医生或针灸医生，吃的药在西方都是闻所未闻的—治嗓子痛的霉豆腐，以及童子尿做的药剂，麝香或犀牛角磨的粉。无论是男性生殖、女性生育，无论是背痛还是头痛，无论是要美容还是要清洗，他们都习惯购买传统的东西，他们所寻求的是难以捉摸的神奇力量，这力量充满生命力、爱和对心灵的抚慰，就如美国电视每天播放的广告一样，其实并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在这条机动车道两旁，屋脊上挂着电线，电线连接着临街铺面的霓虹招牌，连接着政府人员藏身办公之所的照明设备，但并没有深入小巷，巷内的居民依然在使用油灯和蜡烛。干旱时节，会有人拿着绿叶，踏着整齐的步子，向老天祈雨；传统婚礼中，新娘都坐在花轿里，轿子前面挂着大红的帘子，长长的迎亲队伍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伴着铙钹的叮当声；传统葬礼中，送葬队伍遵循着千年来的传统，身着白衣，跟在棺材后面—有时，送葬者还会在尸体上绑一只啼叫的公鸡，以阻挡恶灵靠近。
这些生活在巷子里的重庆人民，生活在过去的重庆人民，根本不需要沿海城市的那种政府。西方人在那些城市建立了基地，播下了工业的种子，它们与重庆本就不同。重庆与农村的关系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这里的传统政府，虽然严酷，但是简单。在当地政府的治理下，一切井然有序，由批发商、钱商、商店店主构成的市场就足以满足山谷中农民们的需求；当地政府维持着这一方的安宁。商人负责向官方缴税—官方就是持有长矛、火枪，养着士兵，拥有维持贸易市场正常运行力量的机构。千年来都是如此，只是收税的人在变而已，各朝官员、官吏、总督，再到最近的军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会永远这样生活下去，除了当地权贵的剥削外，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外力的打扰。需要新型政府的不是重庆，而是中国这个国家。我即将服务的这个政府是最近才搬到重庆来避难的。
中华民国的国家“政府”之所以把战地指挥所建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是因为它控制着通往中国最大也最富庶之省—四川的入口。四川地理位置优越，朝西背靠亚洲屋脊，朝东以群山峡谷为障，占据了整个中国最肥沃的土地，它就是一个拥有5000 万人口的亚热带内陆王国，可以自给自足，几乎坚不可摧、无法撼动。1939 年春，我抵达重庆，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所有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整个华北地区，以及从汉口往下游所有长江流域城市。不过，汉口以西是难以穿越的峡谷，重庆就位于这些峡谷后方；这里就是个天然堡垒，中华民国政府将在这里指挥国民党完成整整6 年的抗日战争。
战争爆发前，重庆有约30 万人口。战争爆发后，有25 万民国政府职员为躲避日军来到这里，这还只是我抵达之前的数据；从我抵达开始，直到战争结束，还会有25 万政府工作人员来到这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从像波士顿这样遥远的地方而来，为该政府服务。这些政府职员从小生活在中国沿海城市，在那里的大学接受教育，习惯了电灯，习惯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习惯了下水道系统，习惯了公交车、有轨电车，习惯了报纸和图书馆；他们的妻子习惯了厨房、浴缸、汽车、电影院和西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在重庆是非常罕有的。举个例子，重庆只有一家电影院，这家电影院1940年放映的还是1936 年的新闻影片。因此，这些避难者不仅仅是被迫远离沿海，深入内陆，还被迫远离现代，重回了落后的过去，这样落后的生活环境让他们非常恼火。就像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最能干、最忠诚的高官被迫远离家乡，到遥远、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去抗击敌军一样。
重庆是这个自治省份的首府；此刻，它跌跌撞撞，被拖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从搬到这里的第一刻起，就看不惯当地悠闲轻松的生活方式，认为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适应战时艰苦严峻的政治活动。1938 年末，鸦片被禁。在我抵达的四个月前，公共浴室也被禁了。公共浴室是众所周知的妓院，商人会在这里聚会饮宴，上菜空当儿，他们会步履匆匆地往返于蒸汽腾腾的浴室间，里面有女人为他们提供洗、搓、涂抹精油和性交服务。严格节制是战时改革的主题—很快，饮酒也被禁了。法律还明令禁止了传统婚礼的铺张浪费；随后，政府还打算用简单的火化取代同样铺张浪费的葬礼仪式。政府不但给所有黄包车、轿子发放了号码和许可证，还计划禁止人们在大街小巷吐痰。不过，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里，除禁止鸦片那一条命令外，其他法令根本执行不起来。尽管蜂拥而至的新来者正在一点点占据这座城市，充斥了它的大街小巷，但这一表象之下，古老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未曾改变。
崇高是我对这些避难政府官员的第一印象。他们可以如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选择留在被日军占领的沿海城市，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但他们没有。他们甘愿忍受重庆夏季令人烦躁易怒的燠热，以及冬季没有暖气的潮湿寒冷的室内；这里医疗条件落后，他们的孩子一旦患病，往往就会夭折—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屈服。
政府官员不是唯一宁愿反抗不愿屈服的。与他们选择同一条道路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迫于战火，他们到重庆避难，在这里建立了临时校区。沿海许多小商小贩也来了，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致富，仅仅是出于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固执地想保住中国人的身份。紧随其后的是厨艺精湛的厨师，他们不愿留下服务敌人。在战争结束时，除了偶尔在巴黎、纽约吃到的美食外，全球真是没有哪个城市的美食能比得上重庆这里的了。高档餐厅的主厨们带着自己省份的特色菜肴，从福建、广东、上海、北京、湖北、湖南齐聚重庆。
我发现，所有这些人—政府官员、学者、军人、店主、厨师—都有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浪漫情怀。现在再来看这段历史，你很难想象当时他们是多么值得钦佩。在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令纸币一文不值，催生了腐败，美国的援助分离了国民党人与农民，国民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与共产党的内战。此时的重庆已经被腐蚀到了内核。不过，在我刚到重庆时，拜访那些官员是会令人内心鼓舞的事。他们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前的台阶上玩耍，妻子在宿舍楼与办公楼间拉起绳子，晾晒湿答答的衣服。他们吃饭都在公共食堂，闲暇时还会训练孩子躲避轰炸，等春天过去，雾气散掉，日军势必会展开轰炸，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做好准备。每位政府官员每月的配给只有几袋米和一点点食用油。他们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中，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冬天只有炭火盆可取暖。
刚刚迁至此地的政府几乎占用了重庆及周边的所有酒店、半现代化办公楼和校园建筑。随着逃难至此的政府人员越来越多，一些人不得不住进农村的简陋棚屋，这些棚屋是竹条编织结构，糊上泥，再用粉浆刷白。
每天早上，最先响起的都是中华民国国歌，遍布城内各处的国民党人一同唱着，歌声中充满悲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我每天早上都是在他们的歌声中醒来，后来，我把这些歌词翻译成英语，给西方朋友们看，他们都会被歌词中的严肃认真给逗笑，他们觉得这股子认真是滑稽的。这首歌的曲调虽然悲伤，但具有鼓动人心的神奇力量，每次听到，都会令我心潮澎湃。同样令我心潮澎湃的还有每天夜里城内各处响起的军号声，伴着军号声，中华民国国旗缓缓降下。
在他们身上，吸引我的不仅有他们为事业拼搏的精神，还有他们显而易见的美国化。
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民国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而且，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它一般被美国思想、援助和建议摧毁得如此彻底，非要找出一个，可能也只有越南南方共和国政府了。重庆民国政府的所有官员，无论男女，并不是被美国人征召，供其驱使了，是他们自己主动追求美国的思想和方式。半个世纪以前，传教士就已经开始扰乱中国的传统思想了；传教士建立的大中小学加深了美国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力；迫切渴望让中国现代化、西方化的奋斗者们，追求着美国的学问、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掌握着一切生命的奥秘。
这种渗透是自上而下的，位于顶端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夫人。蒋夫人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在她的游说下，蒋介石成为循道公会教徒。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曾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外交部长1904年毕业于耶鲁，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及加州大学学位。情报部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中央银行行长、后来成为 行政院长的 宋子文是1915 届哈佛毕业生。除他们之外，重庆政府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曾留学美国，从卫生官员到盐政官员再到外贸官员。该政府的驻外使节更是如此，基本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驻华盛顿大使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驻伦敦大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驻巴黎大使 顾维钧不仅有三个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还担任过该校校报编辑，如今他又多了一份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编辑部。我的哈佛学历在这里比在波士顿要管用得多。后来，我还在这里组建了一个中国哈佛校友俱乐部，哈佛毕业生在蒋介石重庆政府高官中占比之重，是他们在约翰·F . 肯尼迪华盛顿政府高官中都达不到的。
当然，现在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一切就是场大悲剧。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我才发现，这个“国家”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除了蒋介石以外，这批人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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