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书彬，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记者，现厦门“故事岛”工作室主编。本文为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清末，中国的改革者在日本发现了一名“失踪”的学者——朱舜水。
自明末到清末，在两百多年的时间，他寂寂无名；在被“发现”以后，他迅即成为时人眼里的“明末清初五大师”之一，与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齐名。
张君劢认为，在明治维新的背后，“有这位流亡学者朱舜水的伟大影子。”
梁启超说：“他（朱舜水）在日本，前后十几年……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也认为：“给我国精神文化带来最重要影响的，就是明朝的遗臣朱舜水……对我儒教界的影响甚为重大。”
遗民
1664年的一天，日本水户藩的藩士小宅生顺来到长崎，寻访一名明朝遗民。
这时，距离清廷入主中原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在清军和叛降者的联合绞杀下，中国各地的抗清运动走向了沉寂。
大批不甘于剃发易服的明朝遗民，纷纷出走海外。
当时的长崎为中国商船在日本的停靠地，被不少明朝遗民选为落脚之地。
这些遗民以从商者为多，但也有儒士、医生以商人名义来到长崎。因为，日本在1639年实施了锁国令，不仅禁绝日本人出港，禁止西洋船只进入日本，对华人入境也加以限制，只允许华商在长崎从事贸易。
朱舜水即是“假商船而留长崎”的一名儒士，而他也正是小宅生顺要寻访的对象。
这时的朱舜水，就像在当时的中国鲜为人知一样。在当时的日本，知道他的人也并不多。
那么，为何他的名字会从长崎传到千里之外，引起水户藩的注意呢？
也许，这和他在日本收下的第一个弟子有关。
1658年，九州名士安东省庵到长崎看病，从中国医生陈入德那里知道了朱舜水及其为人，从而萌生拜师之意。当年十月，他即写信问学于朱舜水。
朱舜水落脚长崎后，安东省庵“师事之”。
在小宅生顺前来拜访的时候，朱舜水之名已经传到了江户（今东京）。
日本文献《国史馆日录》载：“彼（朱舜水）明朝儒生也，不仕清国，流浪诸国，侨居长崎，既有年矣。水户君闻其名……故使顺生遇之。”
水户君，即当时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圀。
在德川幕府的权力体系中，水户藩为“御三家”之一，即属于诸藩国里地位最高的藩国之一。因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多病无法理政，德川光圀身为德川家纲的叔父，“以尊属懿亲辅政执国命”，常居江户。由此，可以说德川光圀是当时日本的执政者。
小宅生顺此来长崎，即是代德川光圀求师。
为此，他数次拜访朱舜水，问了很多问题。
这其实是一种探询，他要了解朱舜水是否为名副其实的博学硕儒。
比如，小宅生顺问：“我国当今治学者，《易》用朱义，《春秋》用胡传，《书》用蔡传，《诗》用朱传，间亦有好异者，舍宋儒之说，而用近世快活之说。故其所辩论，如长流之不可障。虽然，步步不由实地，如顺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朱舜水答：“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不独诗歌辞曲无益于学也，即于字句之间标新领异者，未知果足为大儒否？果有关于国家政治否？果能变化于民风士俗否？台臺深知其弊，必不复蹈于此。果能以为学修身合而为一，则蔡传、朱注、胡传，尽足追踪古圣前贤；若必欲求新，则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读何书也？”
小宅生顺的问题，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疑问。他们本来读的是宋儒著作，明代学术传入日本后，因宋明两代的治学方式多有不同，他们作为效仿者就产生了疑问，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朱舜水的回答，则表现出了他的治学取向。他认为，学者应归宗孔孟，不应拘泥于后世的门户之别。
对此，朱舜水曾在写给弟子的信中批评道：“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名为道学，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 优孟抵掌，世以为笑。是以中国问学真种子几乎绝息。” “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
很显然，这是针对明末的阳明学以及东林党人而发。
以后世眼光视之，这些批评未免因过于严厉，而失之偏颇。
但是，每一种学风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在亡国、亡天下的冲击下，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也有着类似的痛切反思。他们认为，明末社会和政治之所以涣散、溃败，原因就在于明代学术在后期走向了空疏化。因此，学术应转向“实学”，重视道德践履和经世致用。
马一浮
对此，曾于民国初年编校朱舜水文集的马一浮这样解释说：“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
由此可以说，朱舜水的批评对象，其实是阳明后学那种高谈性理的浮浪之风。他认为，治学之道，贵在实用，一是养成人格，二是有益于社会。就这两点而言，他对王阳明是极为赞赏的，认为王阳明“折冲樽俎”，“英雄也”。
东渡后，朱舜水把这一场“实学”思潮带到了日本。
而小宅生顺在多次拜访后，认定了朱舜水就是他要寻找的一代儒宗。
他问朱舜水，可否愿意到江户去讲学，“偶得造儒宗之门，可为一代之面目……余愿奉先生于东武（江户的别称），欲得日夜亲炙，渴望渴望！”
“异人”
这一年，朱舜水已经64岁。
之前，他长期过着飘荡海上的生活，以至于“形容毁瘠，面目枯黄”。
他出身于余姚（今属宁波）的一个仕宦之家，其父、其兄，皆为明朝官员，但他却在二十岁那年决意“退耕”。
亲友劝他以举业为重，他回之以游戏科场。
《舜水先生行实》载：“先生……每逢大比，徒作游戏了事而已。或有劝显达者，则恬然不省。”
那些劝说他的亲友，要到后来才明白，看起来玩世不恭的他，其实却是一个难得的清醒之人。
后来，当有门人问及他当年为何不愿求仕。他回答说：“非敢以石隐为高，自矜名誉。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倾之厦，近则为他人任过，远则使后之君子执笔而讥笑之，无为也。”
他这个态度，也隐含了他对君主制的反思。在他看来，朝廷之事和天下之事可分而视之，因此，他对属于朝廷的“既倾之厦”抱以一种漠然态度。
同为明末启蒙思想家的黄宗羲，还曾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激烈批评独裁皇权，“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由此导致国民“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可那些迂腐之士对此视而不见，“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
当时的明朝，已是一条徒有虚表的大船，渐行渐没。对此，史家黄仁宇曾分析说，万历以后，这个国家“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挽救。在位者无论是励精图治，还是习于苟安，终究只能为“失败的总记录”添上几笔。
和后世史家不一样的是，朱舜水是做为当时的“局中人”预见到了结果。
传统中国以儒学为治国基石，而朱舜水在当时看到，由于独裁皇权对学术的利用，以及八股取士等弊病对治道的败坏，一个土崩之局，已在万历之后形成。
他认为，八股文只是“其名亦曰文章”，孜孜于其中者，“谁复知读书之义”？入仕前，他们“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入仕后，他们“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鱼肉小民，侵牟万姓。”
这就使得，朝廷与民众势同水火，“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
如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何在清军入关后，会出现种种怪象了。
大批明臣明将，闻风而降；诸多百姓，竞相倒戈一击。
深究原因，朱舜水认为，“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他认为，既然在上位者不知廉耻、只为利禄，那么，百姓惑于利，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细民无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
北京失陷后，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建立了南明朝廷，马士英、阮大铖当国。或许是因为之前地方上以“文武全才第一”的名义举荐过朱舜水，马士英征召他入南京任职。朱舜水不愿从命，马士英斥之为抗命，下令追捕。
从此，朱舜水开始了流亡海上的生涯，往来于舟山、日本、越南之间。
在海上，他以民间身份加入了抗清行列，以营商所得支持抗清义军。
1659年，他应监国鲁王和郑成功之召，参与北伐南京之役。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从一名海上游侠之士，在后来成为了明朝遗臣。
北伐失败后，“华夷变态”也成了定局。
这时的日本，崇尚华夏的风气并没有因明亡而受到影响。就像沙俄时代的俄罗斯人以说法语为荣一样，当时日本人很是倾心于汉语。比如，不少来过中国的日本人，即便在返航回国以后，在遇到同船之人时，仍互相用汉语交流。
清军入关后，当中国的大批典籍毁于战火时，日本人正在大批采购汉籍，以至于图书成了当时中日贸易的大宗商品。
这时，幕府也正在四方寻求中国儒士，以在日本倡行儒学。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朱舜水开始了他的东瀛授业之旅。
当他是一名隐士时，明末大儒黄宗羲和他是同乡，却不知道他这个人。除了朱舜水的行事风格外，这可能还和二人的年龄差距有关，朱舜水比黄宗羲年长十岁，而且曾长期随长兄生活在松江。
当听闻朱舜水之事后，黄宗羲称其为“异人”。
明亡多年后，黄宗羲从普陀山一名僧人那里听说了一些海外遗民之事，于是作《两异人传》，他写道：
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为免此辱，很多人躲进深山，但往往受到告发，终不得免。一名同乡在那时告别了诸生，携经史入海经商，不再还乡，以至于族人都以为他死在海上了。但是，这名僧人却说，这个人成为了日本的国师，日本人都敬重地称他以“夫子”。
黄宗羲感叹，这名“异人”，可谓“避世之最善者”。
但是，黄宗羲在当时以为，这名“异人”是他的旧友诸士奇，因此他又写道，他在听到这些传闻时深以为憾——他与诸士奇为友时，“不知其有异也”，以至于“交臂而失之”。
后人认为，黄宗羲笔下的这名“异人”，即是朱舜水，因为黄宗羲所记之事，正是朱舜水之行迹。
宾师
1665年，德川光圀礼聘朱舜水到江户讲学，待之以“宾师”。
《水户义公年谱》载：“秋八月，聘舜水为师，问道讲学，自执弟子礼，始终不懈”。
鉴于德川光圀的身份，所谓“宾师”，几乎就可以视之为当时日本的国师。
而德川光圀如此敬重朱舜水，除了当时幕府对于儒学的需求外，与其个人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他是水户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赖房的第三子，因受父亲偏爱而“越过”长兄，在7岁时即被定为世子。当他在鲜衣怒马中开始少年时代时，其长兄德川赖重却被长期寄养在京都的寺庙里，一直到16岁才见到父亲。
或许是因为寺居生活，德川赖重养成了与世无争的温和性格，从未因为“失去”世子身份而迁怒于德川光圀。
结果，这反而使德川光圀产生了自责感，再加上少年人的逆反心理，父亲越是对他严格要求，他就越是故作顽劣，“任性放肆，为所欲为”，“衣着穿戴犹如‘歌舞伎者’”。
18岁那年，德川光圀在《史记》中读到了伯夷、叔齐兄弟的故事，大受触动，决定日后一定要把长兄之子立为世子。
他的确是这么做的。在他成为水户藩第二代藩主的第三年，即正式把长兄之子德川纲方立为世子。当纲方夭折后，他又立纲方的弟弟纲条为世子。
在古人看来，伯夷、叔齐为贤人君子之典范。孔子称他们为“仁圣”，司马迁则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史记》的首篇列传。
这个故事对于德川光圀的其他影响便是，让他在反思之余，开始立志求学，而且特别敬重遗民。
在他的眼里，朱舜水正是那种“不食周粟”的华夏遗民。
而朱舜水则因为德川光圀的“让国”之行以及“志之学”之心，最终答应了德川光圀所派遣的小宅生顺的邀请，前往水户藩讲学。
和中国比较起来，日本是一个晚熟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日本有些类似先秦时代的中国，显得较为质朴。对此，朱舜水认为，一方面可以说是“文教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易于培养向学之风。
对于后一点，他初到水户藩就感受到了。在给安东省庵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水户学者大兴……颇有朝闻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机括，且云已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
寥寥数言之中，有着诸多的感慨。
这时的朱舜水，或许想起了他初到长崎的日子。
那时，他在多年流落之后，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所求不过是“十亩之园，抱瓮自灌”，既“无意于人间世”，也不愿收弟子，只有安东省庵是个例外。并且，当日本的“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通过安东省庵约访朱舜水时，他也不愿一见，而是回书婉拒：“不佞（朱舜水的自称）之学，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不佞之道，不用则卷而自藏也。”
但是，在水户藩的所见所闻，激起了他的“用行”之心。
自此后，他在日本收下了诸多弟子。他们有的是自投师门，有的是由德川光圀推荐。
同时，他还通过德川光圀招收了一批少年，逐日课以学业。这些少年在后来有多人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安积觉自9岁起就学于朱舜水，后来成为关东大儒。
朱舜水还受德川光圀所托，做《学宫图说》，即江户学宫的规划图和设计图，并传授日本工匠殿堂结构之法。这一学宫建成后，诸藩纷纷仿效，在日本各地建起学校。
对于这一场文教之兴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写道：“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
对后世的日本来说，受朱舜水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水户学”的形成。
对此，日本学者疋田启佑写道：“在水户，本于朱舜水带来的中国传统思想形成的学说，一般称作水户学。”
德川光圀在成为水户藩藩主之前，即欲效仿《史记》，为日本修史。1672年，即朱舜水来到江户的第八年，德川光圀在他的官邸内开设了彰考馆，以编撰主张大义名分的《大日本史》。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模仿中国正史题材编撰的史书。
既注重大义名分，那就必然要“尊皇”，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是实权的掌控者，天皇只是徒有虚名。那么，德川光圀做为幕府的实际首脑，这样做岂不是自视为乱臣贼子了吗？
这当做如何解释呢？
实际上，这是朱舜水以儒家观念结合当时日本的现实，所做的一种设计。在他看来，当时的日本比较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天皇有些像没有实权的周天子，而各藩就像是各个诸侯国。如果无视大义名分，藩国与藩国之间，以及藩国与幕府之间，难免争斗不已。所以，力倡尊皇，乃是为了约束各藩国，消除动荡隐患。在现实中，天皇依然只是一个权力符号，真实的权力仍分布在幕府以及各藩国。也就是说，当时“水户学”之“尊皇”，实为尊虚皇。
围绕《大日本史》的编撰，“水户学”正式形成，诸多参与修史者成为了“水户学”的代表人物。
这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编撰。到朱舜水、德川光圀先后去世时，这部史书还没有完成。但是，在德川光圀去世之前，这部书的格局已经确定，而且其“本纪”和多数“列传”已经完成。
虽然朱舜水并没有直接参与这部史书的编撰，但他是诸多“水户学”学者之师，比如，先后有朱舜水的6名弟子担任彰考馆总裁（即主编）
当朱舜水讲学日本时，中国的学术却在文字狱的高压下走向了万马齐喑，治学者纷纷埋首于故纸堆，重考据，轻义理。这固然使清廷可以控制思想，但也使儒学日渐呆板，失去了活力。
1682年，朱舜水在江户去世，临终前嘱门人，以明朝葬仪入葬。
在他的身后，“水户学”继续演变。到了明治维新之前，“水户学”已被视为日本的“国学”，因注重大义名分而成了“尊皇倒幕”的思想资源——这或许出于朱舜水和德川光圀的意料之外，但历史的戏剧性却是，看似保守的“尊皇”精神，在近代却为明治维新构筑了思想潜流，使倒幕派以“尊皇”为号召，反对幕府的统治。
当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在清末“发现”了朱舜水之后，“舜水学”又相继成为变法维新以及排满革命的思想资源。
梁启超曾这样写道：“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朱舜水的名字，舜水为其号）泣血稽颡谨述’。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话很多。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
也是从清末起，到民国初年，不断有中国青年去日本寻访舜水遗迹。
对此，梁启超又写道：“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罢！”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 许啸天（整理），《清初五大师集（卷四）：朱舜水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3， 林和生、李心纯（编著），《朱舜水与德川光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4， 庄凯雯（著），《朱舜水学术思想及其对日本江户时代文化之影响》，台湾学生书局，2012
5， 钱明（著），《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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