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齐鲁|东山书院七百年记：一座书院与它的乡土流变

文|蔺如伟

【东山书院遗存贤关圣域门额】

山东省平邑县具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孔门72贤，出自平邑县区域的就有4人（曾点、曾参、仲由、原宪）。而境内传承延续700余年的东山书院则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平邑人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

元朝建立后，如何加速封建化进程，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优势和特点，是元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他们借鉴以往少数民族的汉化经验，把崇尚儒学作为发展文教的方针政策，一大批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其中，有一个叫康晔的，是金元之际闻名北方的大儒，他与元好问、张养浩等名流大家交好，共同受聘为东平府学教授。由此，东平府学成为元朝山东乃至北方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

当时，康晔的弟弟康恭受父兄之命将家搬迁到蒙山之阳的狄家庄（今平邑县仲村镇康家寨）。康恭也十分重视教育，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重开科举前3个月，决定在新家附近也创办一所学校。他与好友唐君合资购地数亩，很快便在村里兴办了一所义学。

康恭坚持开放办学，聘请名师任教，吸引附近向学的读书人前来学习，并得到康晔、元好问、张养浩等学术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其所办义学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文教中心。康恭作为主持者，在校讲学，提携后进。其子康若泰考取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学生李彦博也高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学生郾城县尹李彦审、胶州提举牛克明、蒙阴县尹陈稷、景山书院山长徐弇、山东宪司书吏侯泰也都干出了一番事业。康氏家族为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加大义学投入。康恭之孙、康若泰之子康宣继承父祖遗志，联合乡里有心兴学之士，扩建义学，使其完全符合当时书院的规制。康宣依据孔子登东山传播儒学的遗意，将义学更名为东山书院。从此，圣人之学通过有声的读书和无声的感化，在平邑及泗水、费县、新泰、蒙阴等周边地区传播开来。

到了明代，受宦官魏忠贤与东林党人政治斗争的影响，东山书院发展受到打击。清代，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重修后，朝廷借机下令要求地方官员，劝学兴文，复兴地方儒学，并下令州县设专官祭祀孔子。东山书院在此背景下方才得以重修。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蒙山南麓贯庄人郭选眼见东山书院已然荒废，本地儒学式微，便倡议兴复书院，率先捐献土地，用作建造馆舍。刘洙等一批有志之士慷慨响应。郭选便集合众力，在贯庄东南创设了一座书院，书院名称仍沿用东山书院之名，体现了对前代乡贤兴学传统的延续。之后，郭选之子郭良贵又继续维持书院运行。二人义举传到曲阜，获得了曲阜孔氏衍圣公的认可，并为东山书院撰文募捐，出资帮助。

雍正五年(1727年)，郭选之孙郭翘楚继承父祖遗志，继续修葺东山书院。他曾入朝廷所办的国子监读书，后担任沾化教谕，仿效程朱理学先贤，尽心教导士人，在任5年，赢得当地士林心悦诚服。尤其是其在国子监时将所著《养正说》定位为清代教师教学指导用书。《养正说》与稍后出现旨在教育儿童的《训蒙文》(即《弟子规》前身）在框架、内容和教育主张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它们在教育理念和内容组织上具有深厚的同源性，只是教育对象有所不同。可以说，《养正说》是比《训蒙文》更早的儒家经典启蒙读物，可视作《弟子规》的重要源头之一。归乡之后，郭翘楚仍挂心儒学传承，不仅营建了书院建筑，还制定了书院规章制度。其著作被朝廷高度重视，并被时人誉为“开蒙养正最上乘”的读物，对后世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雍正七年(1729年）东山书院移建竣工时，曲阜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亲自作《移建东山书院记》，其胞弟、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鋕到东山书院移建现场宣读，镌碑立于书院。雍正八年(1730年）大学士、太子太傅陈世倌书“东山书院”匾额悬于书院讲堂。东山书院移建后，郭翘楚常约友朋讲学，立规条，严考课，培育出许多人才。后来，诸多考据学者聚集到山东为官，如太子太保、山东巡抚毕沅，致仕后加官至太傅、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山东布政使孙星衍等人。陈世倌本人也曾出任山东巡抚。他们为官之余，痴心于学术研究，为东山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东山书院一直运转到晚清，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小学堂，以新式学堂的形式，继续发挥着兴学化民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者炸毁。

历经时代变迁和多次兴衰，书院取得了瞩目成绩，培育出众多的杰出人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许多动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