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败坏了义和团?以"佛法"为名义的烧杀劫掠

义和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无知。譬如口号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打洋人是一种战术，打清军是另一种战术。不过，不管怎么变脸，怎么转向，其要义，始终不脱一个“利”字。所谓斗争路线，无非是趋利避害，所谓斗争策略，无非是一盘生意经。

清廷处决义和团

人之好利，无可非议。只是第一得言行如一，不可两面三刀；第二该获之有道，不可强取豪夺。部分义和团成员一面以“毋贪财”为规矩，一面却无比贪财，其贪婪程度，雁过都要拔毛，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深受其害，遂作歌谣讽刺道：“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华学澜《庚子日记》记录了这些民谣，并感慨义和团已经号令不行，“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

部分义和团成员敛财的手法，归结起来，不外乎欺骗、勒索和抢掠三种。据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针市街桐发祥客栈被拳匪围住，开枪向院内轰击，谓内有奸细。其中所有桌椅，并所存之货，与团扇壶碗玩物等件，皆雇人用手车运至坛中。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这两个故事，一者是抢，一者是骗，相形之下，可知后者之文明，看来这些团民还是有所顾忌。

欺骗是最低级的手法，并不常用。勒索要流行一些。勒索，大抵可分两类，一是勒索教民以及与洋务有关（如通西学、懂英语）的人士，这些人被唤作二毛子、三毛子，皆处于“灭洋”的刀刃之下，不给钱便可杀之，有时给钱了也杀；二是勒索非教民，其手法，无外乎诬其为教民，责令出钱消灾，否则照杀不误：“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更有甚者，干脆放弃了“灭洋”的旗号，直接恐吓以利器。义和团在北京，曾洗劫大学士孙家鼐家，所过之处，片纸不留，孙公子身上只剩下一件短衫，即便如此，团民犹未满足，枪指孙家鼐，继续要钱，不然将以子弹相饷，孙家鼐无奈，只能告知金银所藏之处，这帮人才满意而去。

相形之下，无论欺骗还是勒索，往往事倍而功半，远不如抢掠痛快。官也抢（连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家都不放过），民也抢，教民也抢，非教民也抢。试看时人的记述：“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

与抢掠相随，一是烧，二是杀。《西巡回銮始末记》有“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半数文字，皆以火为主题：农历五月十六日，“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息。”十八日，“复焚顺治门外教堂。其大栅栏等处教民所开之店铺数家，亦遭焚毁。”十九日，义和团进攻使馆失败，死伤惨重，自顾逃遁不暇，故未纵火。二十日，“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烛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

需要注意，烧杀抢掠，清军更是如此，稍后打进天津、北京的八国联军同样如此：“洋兵在津城内外抢掠各大户以及当典之类，各官署所积现银亦均为洋兵所得。”所以这场战争，适用于那句“春秋无义战”。到头来没有赢家，最大的输家则是无辜民众。战事过后，华屋高堂，尽作残垣断壁，锦绣繁华之地，沦为瓦砾纵横之场。

张德成与其所创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兴起之后，曾趁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之际，先后率团民抢掠天津三井洋行、仁记洋行，并绑架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弟子侄九人，勒索白银一万两。天津陷落，他席卷巨资逃去，至王家口，依然牛气冲天，盐商提供了二人轿子，他不肯乘坐，非要八抬大轿，摆出盛宴，他说不能下箸，推席而起，导致“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最终将其乱刀剁成肉酱。义和团大师兄最终死于民愤之下，不啻是一记警钟，然而我更愿意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

话说回来，一些义和团本身并不讳言其运动目的便是为了发财。据侯宜杰先生考证，山东、河北各地义和团煽动百姓之时，都直接打出“发洋财”的旗号：“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均分他们的财产。”团民唱道：“大师哥，快上体，抢完麦子抢大米。”

当仇恨染红了眼睛，利益蒙蔽了心灵，劫掠行径已经无可阻挡。清政府曾试图管束，所制定的义和团团规，明令禁止讹诈、烧杀抢掠，要求“各团师兄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可惜此时朝廷被义和团的洪流所裹挟，并无权威和执行力可言，也许考虑到了这一点，团规有意选择诉诸“佛法”而非皇权，然而佛法的诠释权，恰恰掌握在义和团手里，因此，这些规定的效力，还不如义和团的一张画符，其唯一价值，即作为具文为那段狂暴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无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