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兵安魂

（原标题：为老兵安魂）

　　 本报记者　吉祥
　　25年来,高秉涵陆陆续续地将上百位去台老兵的骨灰送回了大陆。很长的时间里,一湾浅浅的海峡阻隔了老兵回乡的路,在海峡这头,老兵们有的成了母亲临终前的念叨,有的是年夜饭桌上空出的座位；在海峡那头,老兵们发出“活着做一辈子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的期盼……生生死死一捧土,那些生前颠沛流离的老兵,最终在高秉涵的帮助下得以叶落归根,而在同乡口中年龄最小的“老弟”高秉涵也已经80岁了。
　　母亲的蓝色布褂
　　高秉涵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他的身影多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有人把他的故事改成了小说,不久之后还要搬上荧屏,在山东老家,他刚刚以嘉宾身份观看了以他的故事改编的现代吕剧。
　　他的“伟大”甚至连4个孙辈都感受到了。今年暑假,80岁的高秉涵第一次带着两个孙女和两个外孙女回到菏泽老家祭祖。一路上,他不停地跟孙辈普及有关家乡的知识:黄河、泰山、孔庙……这些词汇在孙辈的地理课本中都曾出现过,但实地看看还是第一次。在菏泽高孙庄父母的坟墓前,高秉涵领着四个孩子焚香跪拜。如同所有喜欢给孩子讲旧时光的老人一样,他反复叮嘱四个孩子,要记住自己的根在这里。高秉涵一脸严肃地跪下磕头,跪在他身后的四个孩子有点不知所措地模仿着他的动作,但其中一个还是在镜头前忍不住打了哈欠；磕头的时候,一个小孙女想笑,抬头看了一眼镜头后,又努力地收回了笑容。首次踏上祖辈生活的土地,面对着一路同行的记者,四个孩子真切地感受到了爷爷的“伟大”——竟然从下飞机开始,就来了二十几个记者一路跟拍。
　　四个孙女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10岁。他给其中一个起名“佑菏”。孙女名字里的“菏”字是他坚持要用的,这个字并不常见,儿媳妇也提过反对意见,但他倔强地要在孙辈的名字里注入家乡的印记。
　　在高秉涵位于台北的家里,有关菏泽老家的记忆并不多,太太喜欢书画,屋子里多是她的书画作品。真正属于他的世界是家里的地下室。山东作家高艳国因为写作以高秉涵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老兵安魂曲》,与高秉涵成了好友。去台北探访的时候,他走进了高秉涵的地下室。
　　地下室有十来个平方,从楼梯一进来,首先能看到一些字画,一面墙上的书法作品写着“至孝”,靠墙的书桌上摆着高秉涵父亲和母亲的照片。80岁的老人至今保存着有关母亲的每一件物品:母亲用过的温度计还留着,母亲戴过的老花镜也被他好好保存着。离开大陆67年,每一件和母亲有关的物品,都打上了时间的痕迹。只有母亲生前穿过的一件蓝色对襟布褂整洁地悬挂着,高秉涵记忆里,这是母亲最爱的衣服。“想娘的时候就摸摸它,在脸上靠靠。”高秉涵轻轻地把身子靠近布褂,右手搭在袖子上,仿佛牵着母亲的手。高艳国后来得知,这件衣服是高秉涵凭记忆买布料做的,但老人说“想娘”的时候,那轻轻的口气,却让这位山东作家想流泪。
“游子不愿做游魂”
　　在高秉涵母亲衣物的旁边有一个骨灰坛,这是他即将启程赴大陆要完成的“任务”,死者是一位湖南的老兵,同很多1949年去台老兵的心愿一样,这位湖南老兵“活着做一辈子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委托高秉涵帮助他完成叶落归根的心愿。起初,作为菏泽在台同乡会的会长,高秉涵主要帮助去世的菏泽籍老兵把骨灰送回故土。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很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去台老兵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一些在大陆的老兵家属也不时委托高秉涵帮忙查证消息。这次高艳国去台湾前,《中国老兵安魂曲》的另一位主人公、大陆退伍老兵郑沂家就托高秉涵帮忙打听一位去台老兵的消息,“遗憾的是,管理老兵的机构并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总人数有六七十万(数据因统计口径不同有出入),据高秉涵估计,当时来台的菏泽籍老兵有500人以上。同大多数老兵一样,这些菏泽籍老兵多数仅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因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极少有人能够通过个人打拼成就一番事业。“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流落街头,没事下棋打牌,大多数老兵因为自身条件限制,再加上当局早年有关军人禁婚的规定,终生未婚,所以晚景凄凉也就不可避免。”高秉涵因为有母亲的嘱托,来台后,即便只能睡火车站站台,和垃圾桶边的猫狗抢食,他也一直随身带着小学师生毕业照和初中新生录取证明,这份证明让他后来有机会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并最终成了一名律师。
　　高秉涵的律所开业初期,菏泽老乡王士祥没事就过来坐坐,两人无数次讲述着和菏泽有关的人和事。王士祥老家菏泽杜庄,来台前已经结婚并有一女,战争年代,他一次外出归来时,遇见溃败的“国军”,稀里糊涂地被抓了壮丁,连自己的小女儿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王士祥到台湾后,一直独身,跟很多老兵一样,他期待着蒋介石能早日“反攻大陆”,为此他脱离了“荣民之家”,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水泥工,攒了一笔辛苦钱,期盼能早日和妻女团圆。“反攻大陆”的口号从“老蒋”喊到了“小蒋”,王士祥的心中一次次燃起希望之火,又一次次熄灭。最终这四个字成了他遗言的一部分——他的身体因高强度的劳动在1985年彻底垮了,临终前,他委托高秉涵待“反攻大陆”的那一天,将他的骨灰带回老家杜庄,交给他的女儿。
迎接老兵的是一代人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从村子的东头转到西头,迎面走来一位老汉,见高秉涵东张西望,就问:你找谁啊?高秉涵灵机一动:我找高春生。高春生就是高秉涵自己的小名,43年后,这个名字又一次被人提起,老汉“哦”了一声,说:春生死啦!高秉涵见老汉眼熟,很像本家一位长辈,在随口说出了老汉的小名求证时,对方很惊讶地问:你是谁啊?他立即回答:我就是春生啊。
　　“近乡情更怯”,这句高秉涵小时候就能背诵的古诗,如今在他身上找到了最好的现实注脚,“只有我们这些原本没希望回家的人,突然有希望回去了,才能明白这句诗的心情。”
　　第一次回家,高秉涵带了很多行李,其中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一个光滑的大理石骨灰坛,他要把老兵王士祥送回家。此前,这个骨灰坛在他的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吓得孩子们夜里上厕所都开着灯。登机的时候,尽管高秉涵出具了有关证明,但安检人员还是疑虑重重,两岸刚刚恢复联系,大多数回乡探亲的人都尽可能多地带上土特产或是时髦的电子产品,高秉涵携带的骨灰坛沉重且不便登机,一度还被怀疑其中是否藏有毒品。
　　费尽周折,高秉涵终于联系上了王士祥的女儿,他将骨灰坛递给对方,对着镶嵌其中的照片说:“我这就把你还给你的女儿。”王士祥的女儿扑通跪地,连着磕了几个响头。此后的25年间,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经高秉涵之手回到故土的老兵骨灰已经有100多坛,其中有60多位是他的菏泽老乡。他将这些年送老兵骨灰的故事,挨个讲给高艳国听:一位菏泽定陶籍老兵,在老家已经没了亲人,病重期间,嘱咐高秉涵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村西一里地的老槐树周围,老兵告诉他:“那一片都是我家的地哩!”语气中满满的自豪。老兵不知道,记忆中枝繁叶茂的老槐树早就没了,高秉涵转了一圈,只在老兵说的地方发现了一片玉米地,他将老兵的骨灰撒在这里,对着骨灰坛说:“这片地肯定还是你家的地。”一位同乡老兵终于打听到了母亲健在的消息,可就在出发前半个月,生命走到了尽头。高秉涵捧着老兵的骨灰走出飞机时,迎接他的是老兵白发苍苍的母亲……“他讲的时候非常平静。”高艳国记得,高秉涵的语气平淡而从容,就像是在讲一件见怪不怪的事情。偶尔,他也流露出无奈,他上世纪60年代初在金门服役的时候,亲自宣判了一位因想娘而“叛逃”的士兵死刑,“我亲手杀死了一个想娘的人。”说着说着,高秉涵突然停了,继而是长时间的沉默。
　　想娘的高秉涵最终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他对母亲最后的记忆停在了13岁的一个拂晓,高秉涵挤上马车逃出硝烟弥漫的菏泽城,手捧临行前外祖母塞给他的一颗石榴,下意识地咬了一口,此时有人推搡了他一把:“高秉涵,你妈喊你呢!”他赶紧回头去看,哪知道这时马车拐了一个弯儿,他终究没能最后看上母亲一眼。跟高艳国叙述这段经历时,他反复说着一句话:这辈子,我再也不吃石榴了。
　　高秉涵说,给父母嘘寒问暖意义上的行孝,自己交了白卷,“我把这个孝移转给社会,我孝顺了这个社会,孝顺了这个家国,我的孝顺若父母地下有知,他们会含笑九泉。”在一周的跟访中,高艳国也渐渐明白了高秉涵讲述一个个生离死别故事时的平静,“一个80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他始终觉得没有离开故乡,没有离开父母,因为故乡一直在他的心里,而父母也葬在了他的心里。”高艳国说,在高秉涵看来,无论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甚至出国,他始终觉得是在和父母同游。他和兄妹之间有了联系,日子也归于平淡,生活的重心都用在了让老兵回乡的事情上。已过80的老人,背着一个个近20斤的骨灰坛往来大陆,竟然不觉得苦,不觉得累,而且做着做着成了名人,做着做着感动了上亿人,他越来越觉得“这是个事儿”,慢慢自己从道义上也越发认同:骨灰回乡既是完成一个老兵的夙愿,而在海峡这头,迎接他的是一代人。　　(本文部分资料据《中国老兵安魂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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