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在《西夏旅馆》出版六年之后，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最近推出了新的长篇小说——《女儿》。骆以军说：“上一本《西夏旅馆》他们说写得太变态了，在那之后，我就想写点罗曼蒂克的，轻松一点嘛。”实际上，这句话，甚至包括书名《女儿》，都是一个“骗局”。
这不是一个爸爸与女儿之间温情的故事，在漫天飞舞的文字中，读者找不到清晰的线索和人物形象。如果把这本书进行物理性的文字归类，大概是一堆量子力学的名词，混杂在一堆碎裂的生活片段中，最后再加上一堆跟女儿有关的意象。小说中的“女儿”既是年老的小说家脑袋里创造出来的“少女机器人”，也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还是宫崎骏片中近乎完美救赎的少女神……“写的时候，我还会想到按摩房里的按摩女，这个少女机器人也像她们一样，抚慰了城市大叔的心。”但究竟这些文字碎片组合起来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就连骆以军自己也说不清。日前，记者专门就这本小说采访了骆以军。东方今报特约记者 胡竹峰
对话
故乡像黑箱里收藏的幻灯片
记者：做这个采访之前，一直在读你的书。找不到问话的破竹之刀。刚好看见《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折页介绍说你祖籍安徽无为，方便谈谈骆家从无为到台湾的故事吗？
骆以军：我父亲说我们骆家当初在安徽无为，原有一大片田。好像我太祖父刚过世，我祖父和两位叔祖，在自家被人设局，大赌几天几夜，把全部地契输光了。我祖父便带着祖母，跑到南京江心洲，养猪杀猪，落户下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父亲因是国民党员，便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逃难人潮中攀爬上某一艘军舰，跑到台湾。这故事我从小听说过无数次了。父亲已过世十年了，我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本家族史小说 （内地还没出版），当时就感觉那似乎是“我”这个人故事的源头，影影绰绰，那些我父亲回忆里的老人说话的方式，和我从小长大的台北旁的小镇永和，完全是两个世界，很像黑箱里收藏的一叠叠幻灯片。特别是老了之后，在父亲生命最后几年，特别爱讲南京江心洲的故事、我们祖父在安徽无为的故事。我小时候，有个奇妙的感受，因我父亲是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我们从小，除了我父亲，没见过任何他一直在回忆、描述的那些亲人。他说的一切，只是他孤独一人脑中的投影机投在墙上的独白电影。很妙的是，每逢过年，我父亲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个“安徽无为同乡会”。应该是在有个数十人几张大桌的餐厅吧，还包括他们的妻儿。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就总觉得这一屋子人和外面真实世界的人们，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我有一天想：天啊，在台湾所有的“安徽无为人”，就都在这屋子里了。《西夏旅馆》是战争规模最耗劲最惨烈的一次拼搏
记者：读了你的几本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这一部长篇我觉得特别真诚特别恳切，哀而不伤，找不到一句可有可无的废话，像阳光下的水晶球一样，有透明的迷离之美。你偏爱哪本书？
骆以军：谢谢你，非常开心听你这么说啊。从三十岁开始写长篇，摸索近二十年了，如果这算一项极限运动，脑袋这样长时间高速运转，许多处都有磨损、锉伤吧。我是白羊座的，感觉不同时期的每一本书，都是我的极限。所以每本书几乎都有属于它自己那段书写时光的一把辛酸泪。但《西夏旅馆》是其中最耗劲，战争规模最惨烈的一次拼搏。记者：前几天和一朋友说起你的创作，认为按照传统方式讲故事，完全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的对手，所以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要加上了很多叙事技巧。读你的作品，能感觉到你试图将传统语言融进现代思想，你的叙事，基本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再绕一个弯子迂回进退着说。骆以军：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我也比较习惯这事啊。我讲事情讲半天，结果把人给讲晕了，搞不清楚我说啥。有次朋友介绍一非常会算星盘的人帮我算，说我内在有个相位啥的，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内在就建构另一个宇宙，和外头的世界并不一样，歪斜了一点点，光度差了一点点，但我自己不知道，其实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别人有“曲拐”了。因为这事在我很小时就发生了，而我以这样像滤鳃或曲光镜的方式和这世界交涉，好像也没出大纰漏，它的内在已形成自给自足、自个儿运行的重力。“万幸你是跑来写小说”，算命的这样说，我当然特爽特感动，感觉神秘中，我好像侏儒被选进了马戏班。但其实，我的想法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到我们所站的21世纪河流的河岸这边，还有太多的名字啊，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可夫、福克纳、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昆德拉、鲁西迪……太多太多人了，他们挣扭着，压缩着，或是螺旋盘桓着，或像机械钟表全景响奏，有那么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观看镜片，沉思或呈现人类在不同尺度之噩梦里，如何的运动方式。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被不同人讨论，我已特感动了。这表示这种文字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冲撞和对话，愿意在包括我这样的创作者身上发生。我是耍宝让大家开心的那种人
记者：你的小说总有一种阴沉、乖戾的感觉。随笔集《砸碎的时光》与《种树的男人》却一片素白。几乎不像一个人的东西。
骆以军：哈哈，我来内地，不止一个哥们跟我说，看了我本人，觉得我那些小说不是我写的，或是我有个锁在地下室的阴惨弟弟写的，我把它们拿出来出书。其实还是困于现代小说的出版与“书”的看不见的切断，若能写一本像《2666》和《红楼梦》那样的小说，十年二十年慢慢地全景搭建它，有最黑暗暴力的瞪视，但又有温暖和怀念，那多好啊。记者：你的写作，与当下文坛鸡毛蒜皮萎靡琐碎大不相同，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阅读骆以军是需要有坚强的神经的。骆以军：很感动听你这么说。如果有机会咱们将来喝两杯，其实你会发现我是个温暖的哥们，耍宝让大家开心的那种人。我很喜欢从前日本小说家吉本芭娜娜一个短篇里的一个形象：一个女孩，她的职业是陪睡者。不是肉体意义的妓女，是她灵魂有一种天赋，可以吸纳那些为噩梦恐怖所缠困梦游者的梦境，她本身就是个“媒”或“巫”的角色，像张爱玲说的“梦貘”（食梦兽），当然她后来因为灵魂里装了太多他人的噩梦，最终自杀了。不只是我，我想二十世纪许多小说家，关于这行业的唯一道德，就是吃下这个世界的噩梦。我不认为一个缺乏对他人苦难同情理解能力的人，能撑起“小说”这件事的重力。《女儿》是镜中之城
记者：《女儿》中的女儿是小说家脑袋里创造出来的，一堆量子力学的名词，混杂在一堆碎裂的生活片段中，最后再加上一堆跟女儿有关的意象。这个设置太天才也太挖空心思。在漫天飞舞的文字中，没有清晰的线索和人物形象。这样的情节设计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呢？
骆以军：在最初的章节，我的叙事声音是一个老人的第一人称，像回忆、像自言自语、像“忏情”。朋友杨凯麟（他是台湾研究德勒兹的一把手）曾跟我说，傅柯说哲学“Philosophy”希腊文的字根，“Philo”是爱，“Sophia”是智。我们最早还翻作爱智，其实最初是希腊哲学家像父，掌握全部知识权威的暴君，他们甚至爱上那些学徒美少年，而且是一种独裁的、全面占有的爱。而作为学徒（被爱的那个），在这种对无法对抗的“描述世界之强大知识力量”的对抗，肉搏、像性爱的缠斗，透过这个“关于爱的关系思索”，掌握“爱的智能”，这是哲学。我觉得这是非常贴近“小说的肉搏性”的说法。譬如张爱玲，她的《雷峰塔》，那其实是一个“脸部歪斜变鬼脸的父亲”（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不对称冲突而塌毁的父亲）和《寻找剧作家的六个角色》魂兮不归来的母亲，一个进入静静疯狂的少女，一直搁浅在那个状态。这里头要悬丝操控的细微的关系绳线就非常多组了。爱、控制，一种罗丽塔式的美学强光的“新人类”狂激爱欲、毁坏、反乌托邦，或是“文明”（《陶庵梦忆》那样将瓶中信交到女儿手上的证物）以及文明所真实经历的伤痛。他想透过言说植入女儿的记忆档，但必然发生乱码、短路、暴力化冲突，或像孟克那样的噩梦。我想这个“父亲”对“我是那样被这世界——或二十世纪华人的心灵流浪史——玷污”，而凝视、创造、规训、静寂的暴力，对这“女儿”的机器人计划，应就暴露出他的位置。记者：你已经写了那么多，相信在题材和写法上也做过了很多尝试，自我感觉《女儿》的最大特点是？骆以军：《女儿》这书开笔不久，一个朋友帮我卜卦，得到“蹇卦”。蹇有跛足之意，表示为错反，朋友说这本书是往错的方向写；好像说山在上，泽在下，但这个“蹇”是颠倒错反了。我本来很沮丧，但后来想，量子力学不就是逆反古典物理学嘛。现代小说也就是从对古典写实的大错反，这本书本来就是镜中之城，就是一个想留住，收藏那繁华文明者，那个伤逝或救赎妄念老人的眼球水晶体。所以后来写到AI少女机器人的创造刍议。我希望它的每个独立章节，都是对某种大叙事惯性的漂浮，每个章节可以在“女儿”这个主题上，和另外的章节形成多音部的共振，或重奏。我想象它是一种复叶重瞳的，量子态的“叠加”。它其实是在一很小的时空剧场里，作一个高维度的小说展开。记者：写了这么多年，想没想过总结一下。骆以军：这真是没想过。想想我从学习到写，也快三十年啦，耗损很大力气在和现实生活搏斗，能讨到可以写的自由时间啊。名片
骆以军1967年3月生于台北，台湾专业作家。主要作品包括《西夏旅馆》、《遣悲怀》、《妻梦狗》等。其中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关于爱、经验、世代正义的终极叩问——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女儿。人的生命中总会遇见那几次，再差一点点就彻底翻覆的哀伤、打击、冤屈。上帝或许不掷骰子；而在下一个漫长疲惫的世纪，作为爱、文明、救赎的原型，经验匮乏者笔下的女儿，又将如何描述你我测不准的人生？
(原标题：骆以军:关于小说家的唯一道德 就是吃下这世界的噩梦)
本文来源：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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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