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生活是城市充霸,文学是乡村当王。论生活地位上,城市把乡村压得喘不过气来;论文学地位了,城市连气都不敢喘。《诗经》里花花草草,都从乡土里长出来的。文人偏爱乡土叙事,也已久矣。“天街小雨润如酥”,韩愈架起大势,要写都市文学了,啪,断线了,笔头顿转了,“草色遥看近却无”,城里有甚草色?最少也是郊外了;尤让都市作家叹气的是,韩愈最后下结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乡土文学绝胜城市文学。
宋以前,城市文学确乎不兴。司马相如倒是写过《上林赋》啥的,其文学主体顶多是公园(皇家的,有钱买票,也未必进得去),市井是不入法眼的;左思著过《三都赋》,可为都市文学史添篇幅,可惜只是单篇,不好算是都市文学的自觉时代。说城市文艺从自发到自为,估计得从两宋说起。画,不用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街、市、巷、人,全是城市元素。文学作品全是城市叙事的,也很多,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出版,一时兴会,吴自牧著了《梦梁录》;笔名西湖老人者,著了《西湖老人繁盛录》;耐得翁(自然也是笔名)也出了一本书,叫《都城纪胜》。
小说兴起,作家是破帽遮颜,小说不入流,是弄三俗呢,谁敢署真名?城市文学初兴,也怕是不上文学台面的,不太被主流瞧得起,孟元老、耐得翁,还有那个西湖老人,都是只作城市文学的好事而不留名的。留下了城市文学真名的,怕是周公瑾吧。
此周公瑾非彼周公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引领都市文学风潮后,余绪不绝,到南宋亡,元朝兴,南宋遗民周公瑾做了一本《武林旧事》,为两宋的城市文学打了句号。周公瑾本名周密,字公瑾,号草窗,出生于山东世家,也是望族,其祖籍地,有苕溪、余不溪、前溪与北流水,四水环绕,他便自号四水潜夫,这本《武林旧事》,署的名便是四水潜夫。
周公瑾著的《武林旧事》,是写杭州的系列专栏。杭州其时谓临安,那是皇家有一股不平之气的志气在,杭州只是临时安身一下。安三年五年,或许可叫临时,但安了百年两百年,还是临时?恰好杭州还有个壮胆壮气的名字武林,故而周公瑾将起书名谓《武林旧事》,意在掩耳道故国之思。
周公瑾的大著分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直到卷十,分门别类,描述了杭州城市各个侧面,写杭州城市布局,写杭州四时景象,写杭州市井美食,写杭州故都宫殿,写杭州宾馆饭局,写杭州歌厅街舞,笔下不再是乡土意象,都是都市元素。不用说了,周公瑾是一位专栏作家,他弄文学,有一种自觉意识,就是写城市,就是写系列。写作题材不是乡土,而是聚焦到了城市。这当是文学史上一次极有意义的转型吧。
自《诗经》以降,有多少作品关注城市?写城市的,自然有,不过多是自发状态,不是自为写作。乡土文学当文学盟主,列文学正宗,在两宋被打破了。词兴大宋,也是有缘由的,其缘由是城市文学作为文学主体,登上了文学主舞台。柳永奉旨填词,写的也是系列,他写的是都市潮女,小资美女;孟元老,周公瑾目光穿越大街小巷,停目于摆街的,巷议的,落笔于酒楼与歌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苏轼的《东坡志林》,里面都自觉不自觉地描述了城市生活,可见作家们将城市已经列进了文学叙事的母体。
城市文学在两宋形成高潮,后来却多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回响不大。元朝都市文学说来也兴盛,多半是借城市街头演戏,关汉卿们在大都搞戏剧,真以城市作为文学母题材的,倒是不多。就说南宋遗民周公瑾吧,其《武林旧事》,城市味倒多,文学味却还是不浓,很多城市元素,未曾展开描述,有之,只是挂豆腐酒数,列了城市地名,记了街头剧名。风景呢,市井故事呢,市民命运故事呢?却是没去用心着笔了。写得较详细的,大概算是皇宫里的人与事吧。周公瑾算官家里人,貌似是不太去曹婆井、人民巷的吧,他弄城市文学,对市民关注度是不很够的。周公瑾著《武林旧事》,是在宋亡之后,里面所叙都是繁华景象,印证的恰是落寞心境,“青灯永夜,时一展卷,恍然类昨日事,而一时朋游沦落,如晨星霜叶,而余亦老矣。”他是有所思,以故国盛景来写亡国之哀。乐景写哀,倍增其哀。
城市生活兴起有时,文学却滞后,继承并振起城市文学,靠谁来?周公瑾怕是不行了,那靠谁呢?我估计只能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