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欧盟EPA/FTA初探

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3月10日电 题：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欧盟EPA/FTA初探

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贺平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日本—欧盟EPA/FTA初探》。

贺平在文章中指出：所谓“新型跨区域主义”，是指区域合作日益超越传统的地理约束，表现出明显的“跨区域”或“区域间”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在已经生效的所有特惠贸易安排（PTA）中，近一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协定，而且几乎所有已经签字但尚未生效和尚处于谈判阶段的PTA都具有“跨区域”特征。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由贸易协定”（EPA/FTA）就是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案例。

一 新型跨区域主义背景下的日本—欧盟EPA/FTA

传统的跨区域主义具有较为强烈的南北贸易的色彩，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特惠贸易协定形成了以前者为轴、后者为辐的轴辐结构以及以欧美日为核心的等级结构。与此相比，新型跨区域主义则至少表现出两大不同：首先，新型跨区域主义并不局限于关税壁垒，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至国内规制，强调“力争上游”而非“逐底竞争”，因而表现出更深的一体化。这些协议和谈判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投资等一系列“超越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内规制议题，也充分反映出其作为规制制定的“轴心”（hub）力图将自身的规制取向推广至其他贸易伙伴。其次，新型跨区域主义主要在所谓“志同道合”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展开，并以近乎“一视同仁”的高标准吸收少数发展中国家参加。随着欧盟—日本EPA/FTA、TPP、TTIP等谈判的相继启动，欧美日在新型跨区域合作中的“三边主义”正在日益机制化，体现出鲜明的大国政治特色。上述差异在日本—欧盟EPA/ FTA中有三个具体表现。

（一）新型跨区域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日本—欧盟EPA/FTA的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曰“齿轮效应”。当各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入新型跨区域合作的进程时，日欧之间的EPA/FTA谈判也不得不相应加速，从而超越某些阶段性的“消极”状况和单个国家内部个别特殊利益集团的牵制，努力与双方整体以及其他大国的跨区域合作保持同步。

第一，在共同研究和咨商等事前准备阶段，欧盟方面由于汽车产业等国内政治牵制，一度并不热衷，而日本最终正式加入TPP谈判成为促使欧盟表现出强烈政治积极性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考虑到与美国争夺日本市场，使欧盟倍感压力。欧盟内部甚至将日本视为其进一步开拓亚洲市场的跳板和据点，力争部分化解由于TPP等协议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二，欧盟—韩国FTA是另一个重要而直接的诱因，特别是对日本而言。这一FTA于2010年10月正式签署，2011年生效。欧盟—韩国FTA不但涉及传统的关税壁垒，而且涵盖大量非关税措施，特别是技术规制、标准和执行评估等，在服务贸易中则包含正面清单。一方面，欧盟—韩国FTA生效后使欧盟15年以来第一次实现对韩贸易顺差，鉴于较之韩国日本的市场规模更大，与日本签署EPA/FTA使欧盟企业充满了期待；另一方面，欧盟—韩国FTA被日本政府和企业普遍视为“威胁”，为了缩小由此造成的竞争劣势，日本企业纷纷敦促本国政府加速与欧盟的EPA/FTA谈判。

第三，欧盟与加拿大、新加坡等OECD成员国也已相继完成FTA谈判或签署FTA，为欧盟与日本等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开展全面的EPA/FTA谈判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而TTIP、TPP谈判又为日欧双方权衡利弊得失、调整谈判的范围和进程、确立谈判让步的界限提供了某种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