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发生后，通过梳理工商资料，刘文浩和律师胡炯明又发现了一家与啸宇公司和畅馨园项目发生利益关联的公司，除去王昊和徐金凤外，该公司还有两人为官员的近亲属，并且其中一人深度介入了此次拆迁。
11月底，刘文浩一度通过微博披露此事，到2013年4月，上海市纪委作出回应，称“2008年1月后，徐某某及其子自行从该公司完全退出，对违规投资入股的行为作了纠正。调查中，没有发现王胜扬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谋取利益的情况。”而另外涉及到的关联公司则“没有开展过实际经营活动。”
告法院，还是告政府？
拆迁突如起来，但谁拆的房子，是政府，法院还是房地产公司？很长一段时间，刘家都没能搞清楚这个最基本的情况。
刘文浩最初选择了网上信访。2012年5月8日，刘文浩通过上海的网上信访中心反映自己家遭到强拆一事。6月27日才收到的回复称：“您家拆迁属于司法强拆，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回复并未提到遗失的财物问题。
其间，刘文浩先后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对强拆进行调查，律师们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认为，应该先去找法院，“毕竟是司法强拆”。
2012年6月10日，刘文浩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出1.2亿元的国家赔偿。收到这份赔偿申请书后，闵行法院并未在法定的7天时间内作出赔与不赔的书面答复，一切了无声息。
舆论的介入使得情势有所改变。6月28日，有媒体率先披露了这起拆迁事件。此后不久，闵行法院将刘家律师请去了法院。根据律师当时的谈话笔录，闵行法院立案庭的一位法官强调，法院的初步意见是，裁定是针对宅基地范围内有证的房屋，法官认为他们应该去告政府，“各个部门最后都可以推给法院”。
7月初，法院一位干部把拆迁当天的强制执行档案给了刘家律师，也就是这份强制执行档案中，一份落款闵行区房管局的《拆迁现场情况说明》写明，拆迁是在“闵行区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由于有了拆迁内档的支持，在2012年8月28日，刘文浩向闵行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被受理。
然而之后一切再次停滞。9月底，有记者向时任上海市领导写信反映此事，引起领导的重视。事情似乎开始出现转机，先是闵行区的代理律师张鹏峰约见了刘文浩，10月19日，在遭遇拆迁半年之后，啸宇公司第一次发来通知，要求移交当事人的财物。
不过，张鹏峰否认此案的处理与领导的批示有关，他表示，自己8月就已经接手此事，一切都是按正常程序处理。
按照规定，政府应该在收到申请的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2012年10月25日，在时间即将耗尽之时，闵行区政府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的决定。
这份不予赔偿决定书成为民告官的依据，大约一个月之后，2012年11月20日，原告委托胡炯明律师向上海市一中院正式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提出了2亿多元的赔偿申请。
和诸多拆迁案件一样，本案也一度卡在立案的程序之上，7天之后法院仍然杳无音讯。也是在此时，刘文浩通过微博发出了指向啸宇公司的“五朵金花”贪腐一事，随后多家媒体介入报道，而案件的关注度也进一步提高。
2013年1月25日，上海一中院致电胡炯明律师，准予立案，并要求律师速告知当事人。2月6日，上海一中院裁定指定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案号为（2013）沪长行初（赔）字第1号。
“我希望把自己的案子做成一个拆迁赔偿案例。”刘文浩说，“我不会和解，我要一个输赢。”
(原标题：上海“私人博物馆”强拆案：区政府否认洗劫分赃)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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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