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蒋介石的阅读史 以圣贤豪杰自居

比较中审视

1936－1937年间，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底“杂录”）应该说，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一个人的阅读取向，既与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密不可分，也与其时代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时，蒋介石已18岁。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举时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读书人中的一员，亦因为此，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志趣爱好、他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传统读书人相近。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兴趣明显超过对新书的兴趣。他对修身进德的刻意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革命先辈孙中山迥然有异。

据姜义华研究，孙中山生前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在1800种以上。当然，藏书未必皆读，读书未必皆藏。就阅读量而言，蒋远不如孙，应是无疑的。蒋、孙阅读的不同，数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阅读类别上。孙中山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有长达30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其语言运用、知识结构、思维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孙中山所读的，主要是西文书籍，范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蒋介石虽然也曾留学日本，但时间不长。

外国语言方面，蒋先后学过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练阅读外文原著的程度。蒋日记中所记的阅读书目均是中文书，未见有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记载。这自然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阅读视野和知识结构。

由于蒋不能直接阅读西书，他所阅读的新书，或为翻译过来的西书，或为国人自撰的书籍。清末民初以来，虽有大批西书被译成汉文，但实际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计过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学家的描绘中是如何的风云激荡，如何的气势如虹。但细察当时人的记载，情形并不尽然。郑振铎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会》杂志上撰文说，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确实非常“热闹”，但这种“热闹”主要表现在传播新思想的定期杂志的繁荣，而图书业则仍停留在“谈鬼神”、论“先知术”以及黑幕小说之类书籍的热销，有关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出版得极少。五四时期，中国“新书业”还刚刚起步，新书的出版机构也没有几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国的新书业才逐渐繁荣起来。

当文化处于中西新旧交接转型之际，无论是译书还是国人自撰，基本上还处于粗浅的贩卖阶段。在新书出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阅读古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1925年，《京报副刊》曾就“青年爱读书”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列举的63种“青年爱读书”中，古籍有39种(62%)，新书刊24种(38%)。

在最爱读的前10种书中，古籍8种，新书只有2种。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爱读旧籍居然超过爱读新书。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迈入中年门槛的蒋介石爱读旧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蒋爱读古书，认为“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读来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现代之书，不足论矣”（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读古籍的结果，不仅认为古籍胜过现代之书，更感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远为西方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1日），认为中国“仁义道德之王道”，远胜于西方“功利强权之霸道”（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日），批评“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7日）

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的阅读兴趣，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古书是两人相似之处。同样爱读古书，两人又不无差异。毛泽东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史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均通读过，其次是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知识性、趣味性的杂书，也广泛涉猎。相对而言，毛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日记显示，蒋只读过《史记》、《通鉴辑览》和《清史辑览》等少数几种史书。1924年预定要读的书目中有《汉书》和《资治通鉴》，但是否读了，不见记载。蒋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也不大。古典诗、词、曲、赋甚少涉览。古典小说看过《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是否看过《红楼梦》，未见记载。当然，日记中没有记载的，不等同于没有看过。日记并非什么都记，尤其是消遣性的书籍，很可能看过而不记。蒋日记中有时只记看小说，而未记具体书名。蒋对现代小说没兴趣，所看小说应是古典小说。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古书的内容；二是“古为今用”，汲取古书精华，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蒋介石则有所不同。他以为要挽救国家，只有恢复民族性，恢复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7日）。蒋介石要以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协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党魁，蒋必须继承孙中山开创的党统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蒋介石不可能抛开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主要源自其西学背景。蒋介石要想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全党的意识形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家化。蒋介石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十分引人注目：

1937年7月6日，看《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完，此书已看完十遍，实不忍掩卷也。

《三民主义哲学基础》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于1925年写的一本小册子。蒋介石大概自1931年开始看这本书，到1937年已看过十遍。这可能是蒋介石除《圣经》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蒋介石自然也读孙中山的著作，但读的次数并不多。这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不直接读孙中山原著，而反复读戴季陶的这本小册子？原因其实很简单，戴季陶在这本小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正好为蒋介石解决了上述意识形态难题，完成了三民主义儒家化的理论建构。

换言之，毛泽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性地解读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或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含义，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蒋介石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源于西学背景的三民主义异化为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三民主义，同样为其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介石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

对于近代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最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反复阅读两人的文集，将两人作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对曾、胡之后的历史人物，则很少关注和肯定。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曾国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后，转而对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和肯定，大量阅读他们的文集与传记。

蒋、毛两人的读书习惯有所不同。蒋的习惯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毛擅长快读，记忆力超强，读书效率高，故阅读量大，阅读面较广。毛对自然科学技术有相当兴趣，也阅读过一些基本的科技书籍；而蒋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几乎不读。毛对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读得很少，但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蒋对文学书籍，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兴趣都不大。毛、蒋都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对西方现代政治与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书籍都读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长期而大量地阅读马列著作，而蒋只在1923年前后略有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