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禄曾:坑道里，我是唯一的女性（二）

战地黄花

在朝鲜战场生活了三个冬春，我的体会，人是适应性最强的。入朝前我家虽已破产，但仍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入朝后，一切需要自己动手，有时几天吃不上大米，吃完饭要到河里洗刷餐具。坑道里就更苦了，食用水是战士夜间冒着生命危险到山下挑的，几天不能洗脸，偶尔在坑道壁上接几滴露水搓把脸就够舒服的了。如果战地没有燃料，大家就得吃生米。我在战地学会了劳动，能把几百斤山草和树枝拖下山，供强壮的男同志挑回驻地。

朝鲜北部山区，冬季夜间温度为零下40度，吐口水落地成冰。一次饭后，我舔了舔铁饭勺，舌尖竟粘到勺子上！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兵团部是高级指挥机关，有战士帮我们挖建的能烧炕取暖的防空洞。我们三个女同胞睡一个洞。我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过了三个难忘的春节，这洞也给我留下了关节炎、腰腿疼等疾病。当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晒太阳。

在一个风雪夜，我们的防空洞被大雪埋起来了，又无法同外界联系，我想到了死神的降临，想到了家里的壁炉暖墙，也就在这瞬间，大脑中出现了一个更强大的信号：我在为祖国而战！我要振作起来。

信念支撑着我。一直到天近中午，朝鲜人民军的战友们才帮我们铲开雪，扒开了洞口，救我们于危急之时。

我曾奉命两次上火线，并一直为能到前线同与敌人厮杀的战士们一起生活感到自豪。

1952年冬，我调到进驻“三八”线前沿阵地的24军政治部敌工科任翻译。为配合军事进攻，我们在圣诞节期间要开展一次强大的政治攻势。领导派我到战斗已打响的前沿阵地开展对敌广播。我们的小分队有一台小型手摇发电机，一套大功率播音喇叭，4名志愿军战士和2名朝鲜人民军战士。我们朝着枪炮响的地方走去。

在126团指挥所，我不仅听到隆隆炮声，还能看到爆炸的火光，听到坦克的履带声。指挥所前是一片开阔地，敌人每隔7分钟就向这里倾射几排炮弹，我们的岗位则是在连指挥所，欲到那里，必须冒生命危险穿过这条封锁线。我们与运输兵一起穿过开阔地。我是第一次看到如倾盆大雨般密集的炸弹爆炸，轰炸刚刚停，只听哨兵一声“快跑”，我居然背着10多斤重的行装一步也没落下。翻过山，跳入一人深的交通壕，不时有炮弹打过来，我学着战士的样子不卧倒，猫着腰一个劲儿往前跑，几十分钟后，终于到达了离敌人不过几百米远的最前沿坑道。

坑道里近百人，我是唯一的女性

“唱支歌，要不就放段音乐吧，今晚我们又要去 摸老虎屁股 啦！”“摸老虎屁股”就是战斗，他们一去，不知能否回来。战士们对我很好，时常向我提些小要求。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总是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坑道里以班为单位生活，每班点蜡烛照明，还有只烧饭的煤炭炉，空气浑浊程度可想而知。我在坑道里的地盘是三个炮弹箱，吃、睡、工作都在上面。坑道有一处战备厕所，除非被敌人封锁得出不了坑道时才能用。男同志大小便出坑道要冒生命危险，女同志就更困难了，好在很少有水喝，整个白天坚持着不小便。夜幕下，在不断落着炮弹的壕沟旁“方便”也是需要勇气的……

夜间，战士把高音喇叭安放到山顶敌人阵地前，我便开播圣诞节音乐，播送美军阵亡士兵未寄出的家信和我们缴获的家属来信，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等。惹得敌人恼羞成怒，白天用各种口径的炮弹成千上万吨地射向我们山头，震得坑道里的蜡烛都能熄灭，山顶上岩石被打成粉沫，泥土陷下几米深。战士们安然不动，我也很坦然。

激战前夕，一个突击小分队出坑道，穿插到一小股敌人的侧后阻止其攻击。拂晓时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腿胜利返回，他们不肯对我讲，但我却看出少了几名战友！一个身受13处伤的战士被抬回来，我帮助卫生员给他剪开棉衣，为他擦洗伤口。以往我是最怕血的，但是在我们的战士面前，却是另番情感。

1953年春节前夕，军部令我返回，近一个月前沿阵地生活结束了。一班长护送我下山时，炮弹不时在身边爆炸，炸起的尘土不断落在身上。我拽着他的枪把子奔跑，棉衣被汗水浸透，雪花落在上面使之成为冰甲。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通过了那段死亡封锁线，跳进了我军卡秋莎火炮阵地的交通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