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刘禄曾，南京军区原装甲兵后勤部纪检处处长艾奇同志遗孀。1928年12月出生，1956年2月入党，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在帝国主义列强铁蹄下生存的大上海上空出现了明朗的天，千千万万青年男女在满街欢送的腰鼓声中，纷纷奔赴革命队伍。我就是其中一员。
我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投笔从戎，本想成为解放军文工团的一员。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如愿。翌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抓到的美国俘虏在语言上无法沟通，缴获的战利品难以识别，急需一批翻译人才。我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就满腔热血地报名参军。
初试锋芒
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冷夜晚，我随大队跨过鸭绿江。行进在朝鲜国土上，阵阵硝烟扑鼻，遍野火光耀眼，脚下一片瓦砾。我们曾睡在先头部队几天前挖的防空洞里，洞里一根稻草也没有，只能席地而躺。涂着星条旗的飞机成群地呼啸而过，疯狂得几乎贴着地飞，沿路扫射着，就连一匹马都不放过。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狂轰滥炸、血肉横飞的场景，吓得全身发抖。
在朝鲜中部一个叫球场的山区村镇，我被分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任英语翻译。首先接触到的是缴获的大量美军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要求用最快速度翻译成中文。我不懂军事用语，便夜以继日突击学习，很快适应了工作。
不久，一批批美军俘虏被押送来，每批在兵团部滞留不得超过3天，初审后再分类押送到志愿军总部俘虏管理团。开始我只当翻译，俘虏多后就得各自为战。一个上海小姑娘，以堂堂军官身份，出现在被俘的美军面前，那是什么场面？
一个美国兵在接受审讯时哭哭啼啼，我就给他讲俘虏政策。我启发他：“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温暖的家，来到太平洋的这边，破坏别人的家呢？”入情入理的言语，使他很快就交待了问题。对待黑人士兵，我就利用他们的种族矛盾心理，晓之以理，让他们监视俘虏。他们表现好时，还发几支香烟，以资鼓励。有个俘虏在初审时油里油气，得知他是因犯罪判刑来朝鲜抵刑期时，我就非常严肃地发出警告：“你在国内犯的是小罪，来朝鲜屠杀人民是大罪，人民的法庭是要重判你的！”听到这些，他立刻低下头，规规矩矩地立正回答问题。一个被俘的飞行员傲气不减，答非所问。我说服一名被俘的韩国士兵对他看管教育，他态度改变了。从此，每次都毕恭毕敬，老实回答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审俘工作，我觉得自己成熟起来了。
艰难的路程
行军与打仗是一体的，行军的好坏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我在朝鲜战场三四年，才学会了真正的行军走路。记得为了作好第五次战役的战场准备，兵团部奉命南移靠近“三八”线。我们在死神的伴随下，走了10多天。
我们同战士一样，背着背包、水壶，脖子上套着四五斤重的米袋，头戴着用树条绿草编结的伪装帽行军。白天行军为了防空袭，我们是一路纵队行进，还要拉大距离，每人相距五六米。有时敌机穿山沟低飞，到了头顶才听到声音，似乎伸手就能摸到，有时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脸。一次，我们炊事班的行军锅被他们发现，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射击，我们不慌不乱，机动隐蔽，飞机找不准目标，乱丢了两颗炸弹就飞走了。
第一天行程是90里，饿了吃压缩饼干，渴了抓把路边积雪润润嗓子。到达目的地我已筋疲力尽，男同志帮我们烧水做饭。为了照顾女同志，炊事员总是先用我们身上背的米，可我仍感到越走背包越沉，于是只有“精减”，后来连那件心爱进口毛衣也丢掉了。最后两天我们行程加大，速度加快，我因脚底打满血泡不能走，被领导安排骑水牛行军。此事至今想来仍觉不光彩……
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工部门为进一步了解敌情，命令调研组长带我们几个翻译去前沿兄弟部队审讯俘虏。我们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每到一处，就请朝鲜老大爷当向导。因为离前线太近，只能白天翻山越岭避敌机，夜晚在公路上往前赶。天黑后的公路，那才是车水马龙：载重车轰轰向前开，三四个部队同时往前赶，我瞪大眼睛紧盯住前面伙伴，生怕走到别的队伍里。敌机一来，山头哨兵鸣枪报警，刹那间，车关前灯，战士熄了烟头儿，分头隐蔽。敌方丢下的照明弹亮如白昼，但什么也发现不了……
我们的目的地离“三八”线不远，我被安置在公路旁小山坡的掩体里待命。疲劳的我屈腿侧身正准备在洞里眯一会儿眼，忽然看见一只白壁虎在我身旁蠕蠕爬行，吓得我一夜未敢合眼。后来情况突变，敌人反扑过来，我军大步后撤，走慢了就有被俘的危险……
有了这段经历，回国后走什么路也不怕了。我到过大草原，穿过戈壁滩，去过青藏高原，一切都能适应了。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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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