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上访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慢慢都知道：事情通过上访可以解决快一点。”
当吴桂华们在马家楼登记，信访部门就会一级一级通知到最基层来京领人。此前几年里，这位基层官员多次进京劝访、接访，千方百计说服上访者返乡——有时好言相劝，有时连哄带骗。在当地，他们还要随时掌握上访者动向，“以防他们再去上访”，只是“法院一判决就生效不管了，很多问题我们也没法给解决”。广东人大的一次调研显示，基层干部要把60%的精力花在信访维稳之上。
吴桂华有时也会为这些接访者着想。她的案件发生在吉林，每次劝她回去的人，却总是来自户口所在地的河南。她觉得这足够荒唐，为了给吉林方面施压，她不得不回老家再补办一张暂住证。
对立情绪开始在绳索两端蔓延，一方视对方为恶霸，一方视对方为刁民。这种紧张到“十八大”期间达到顶点。那段时间，某县的政务要闻上一篇自我表扬稿的标题是：《××县多举措实现了十八大期间上访“零目标”》；而北方某省甚至制定了有一人进京上访相关干部先行免职的“规矩”。
“基层政府想到办法也没用，政策是上面制定的，指标是上级政府下达的。上面不知道你如何截访、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维稳。”那位基层官员说。
为了政绩，基层政府对策随之产生。2007年，河南一位县政法委书记在全县信访稳定工作会议上说：“上级这样考核，我们只能与时俱进，适者生存嘛！今后，发生上访必须销号。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不销号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损失……”
他所说的“销号”，是指花钱买通省、市甚至北京负责信访登记的工作人员。他说这话那年的头3个月里，这个县的25起进京上访案例，只有1起被登记在案。
吴桂华们只好选择更加“没有办法的办法”。她性格外向，很快就融入了上访者的圈子，便跟着大家去拦前总理朱镕基的汽车。另一些上访户甚至跑到外交部上访，“你说到底哪个部门说话管用呢？”
后来他们又去中纪委门前举横幅、唱自编“反腐歌”。因为“扰乱社会治安”，她被治安拘留5天——她有些庆幸，在劳教未暂停的那些年，她甚至可能因此被劳教。
此前数年，基层维稳压力曾催生过一个全新行业。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在被查处之前，这家以关押、押送进京上访者为主业的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并与地方政府签协议，以暴力押解他们返乡。
直到2013年初，全国多地才开始终止信访考核排名——这恰恰是于建嵘多年前提出的建议之一。
长途车站
上访无果的访民，会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登上驶向北京站的20路公交，那意味着他们踏上归途。8月这一天，车站的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上访3年，问题解决不了，就回不去了。”吴桂华说，谁也不愿白白葬送自己申冤的那些时间。
72岁这年，黑龙江人郝太生没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那天，他正蹲在路边点燃垃圾，准备煮上一锅捡来的晚餐。这晚他捡到了肉，心情不错。二十几年前，他坐着20路来到这里。1995年，因为不满交通事故赔偿，他开始上访，又因为过于执着几次被劳教。
后来他获得了赔偿，但他还想要因上访被劳教的赔偿，每年都要再跑回北京。这样的上访者，在附近宾馆拉客的年轻人见过很多：“很多人的上访，最初都是因为小事，最终问题越滚越大。”
这些被主流世界抛弃的上访者属于另一个隐秘的世界。几十年里，在北京南站的东庄一带，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组建起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20路经过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就有这样一个打扮怪异的上访者：他把头发盘得像个道士，在路边为人刮痧祛病，一次10元，让他能吃上盒饭。他的摊子上写着“刮痧”，也写着“代写诉状”——久病成医。
坐在他旁边的残疾女孩，上访之余帮其他访民写信封糊口。更远处，有访民在卖打印成册的“中央领导人通讯录”和“上访地图”。5块钱一本，往往印着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的照片。这种资料老上访户不会去买，他们自己就是一张上访的活地图。
在这里，你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因为如果有一个上访者向你诉说冤情，立刻会引来更多人把“材料”塞给你——尽管你说你根本无法帮他们反映问题。
来访接待司旁的那一站，有人卖“记者”名片，上面写着“新闻与廉政监督网 张德坤”、“中国维权网、中国权益保护网 宋元武”……
山东上访者袁汤彩给“记者”张德坤送去了5000块钱（开始对方要价1万），最终只换来一张打印在A4纸上的“报道”。张德坤还骗她：可以帮她给地方政府发函解决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生意上门，这伙打着“新闻与廉政监督网”旗号的“记者”，以20万一年的价格买下内蒙古一家名为《商务时报》的报纸的周二版，少量印刷，只在信访局旁的门口针对上访户售卖。
那笔钱袁汤彩去讨要了两次，没要回来。这笔钱够她在15块钱一晚的私人旅店里住一年，如今却只换来一个毫无盼头的“希望”。
其他的角落
其实每个人在绝望前都曾怀揣希望。
20路车上还有这样一位老人，她不断自言自语，讲述自己一双儿女被地方官员害死的故事。那天的公交车上，人们更关心拥堵的路况和雾霾的天气。老人继续对着空气讲述，继而开始念叨，再解决不了问题就要戳瞎那位官员的眼睛。车上没有人知道，老太太是因“疯”而上访，还是因上访而“疯”。
2008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因“老上访专业户99%精神都有问题”的言论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情绪激动的上访者聚到北大门口抗议。舆论漩涡中，两个原本可以被讨论的名词定义被忽略——“老上访专业户”、“精神问题”。
在那以后，常接触老上访专业户的记者和律师，有时也会谈起那次争议。人们开始发现；有一些执着的上访者其实并非被社会，而是被自己逼上了绝路。
齐连芳就是如此。他85岁，租住在地下室里，那间几平米的“房间”让人绝望：一张铁架床、一个破书桌，房顶上穿插着发霉的金属管道。
此前四十多年里，“讨清白”是他生命的主线：他本是总参某招待所的售货员，1970年代，在“一打三反”中被认定为“贪污犯”。他坐了5年牢，却始终坚信自己清白。出狱后几十年里，从信访部门到法院系统，他每个礼拜都要跑上几次，始终无法翻案。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证人早已不在人世。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这些还重要么？”
齐连芳似乎并没听懂这个问题。他仍然来回讲着自己的申冤故事——他曾一遍一遍地讲给“青天”们听——这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不断申诉，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很多记者的邮箱、微博私信里，都存着一两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们有的也曾坐上20路公交，义愤填膺地把一份份材料寄给报社、送给领导。他们挣扎、上访，期待拯救，生活像被打上死结。记者们往往不会回复，因为不知该告诉他们现实，还是继续为他们编织“希望”。
曲华强就是一个生命被打上死结的人。2012年9月3日，因到镇政府上访受阻，这位高位截瘫上访者在镇政府大院内引爆炸药身亡。
马家楼里，吴桂华见过另一个坐着轮椅的山东男人。后来，她听其他上访者说：那人是制造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冀中星。实际上他们搞错了，冀中星并未来过马家楼，而是直接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出租车。可谣言依然在上访户间流传。
两个月前，厦门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叫陈水总的上访者引燃汽油。那时，一条微博广为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
十字路口
当夜幕慢慢降临，北京南站，上访者的聚集处开始变成一个不用担心截访者的世界。
在20路车站旁的十字路口，他们打开凑钱买的音响，挥舞国旗跳起舞蹈。围观者也都是上访者，边看边在地上摊开自己的“冤情”。
那天第三首歌，叫《伤不起》。
人群中，吴桂华最为显眼。她穿起绿色花裙，丝毫不像上访者。她坚持穿漂亮裙子，因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舞者情绪被摄影师镜头掀起，一个神神叨叨的男人凑过来挡住镜头，吴桂华生气地把他赶开。对她来说，漂亮的花裙子还意味着，她要提醒自己，她跟他们不一样，不能像那个男人那样“无法回去”。
舞队的另一侧，两个上访者在护栏上缠满小国旗。一个女人插上另一只音箱，对着话筒试了两句：“演唱会现在开始。”
这场演唱会，观众只有路旁两排白色的隔离栏杆。女人说，今天她“带来第一首歌，《江山》”。
无人理会她那沙哑、业余的嗓音。夕阳和音乐里，几位上访者等待着公交——或许通往回家的路，也可能代表另一场“抗争”的开始。
公交进站，人群的嘈杂没能盖住女人的歌声，劣质喇叭夹杂着噪音，使得“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的歌词略显怪异，在空气中流荡。
20路公交的玻璃窗，被最后一缕阳光染成金色。当太阳再次升起，并无新事。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