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访公交”：说是上访的 坐车不用买票

对于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这是辆再普通不过的公交车。车里朝九晚五的普通乘客，不会在意车厢里的那些特殊面孔，更不愿意听完他们手提袋里的那些冗长故事。

他们被称为访民——这座城市突兀的闯入者。对于他们来说，从北京站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再到北京南站东庄的“上访村”——北京的20路公交，他们的进京上访之路——意味着通向希望或是通向绝望。

在这条路上，有人走过一次，也有人走了几十年。吉林人吴桂华就是这样一个上访者。2013年5月，北京火车站，当又一辆20路公交车启动，她突然意识到：上访这条路上，自己已无法回头。

几十年里，这辆公交车上每天都运载着吴桂华这样的“闯入者”。他们不断从这个国家的村庄、城镇里涌向北京。他们中的一个人曾在网络上写道：这是一段“朝圣之路”。

正义路

嘈杂的北京站每天都会过往几万旅客。刚下火车的上访者就随着这些人流向公交车站聚集。20路最开始的行驶轨迹，一路向西，开向天安门广场——从刘伯温设计这座城市，那里便是王朝的中心，如今它依然是外来者向往的地方。

前门东之前那一站，名为“正义路”。过去是高柳垂阴的“御河东堤”。历史上，这条路上发生过很多事，五四运动、审判“四人帮”……每一件都关乎这个国家的命运。

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条通向正义之路——当然你很难说清他们心中“正义”的定义：有时候它意味着沉冤得雪；有时候它意味着惩奸除恶；有时候，它意味着法不容情；但有时候，它也意味着上访得毫无道理。

吴桂华坐上20路的两个月后，一个名叫龙和的63岁湖南土家族老人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没有钱，怕被打，那天他没敢登上这辆公交，而是按照20路的线路走了5个小时。

他住不起15块钱一天的床铺，每天睡在路边。这几天北京大雨滂沱，他只好躲在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外的高墙檐下。吴桂华也在最拮据的那几日，与其他上访者一起睡过桥洞。直到某一夜她猛然惊醒，发现有个年轻的流浪汉在摸她的腿。

离开湖南的时候，龙和身上只有70块钱，他花50块换了一张北上的车票。这张票无法完成全部的旅行——剩下的里程，听天由命。这一次进京，龙和决定“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去了”。几年前，他的两个儿子因盗窃入狱，留下4个年幼的孙儿给他照顾。他成为家中惟一的劳动力，而精神病发作的老伴在他下地干活时，将孩子扔进了池塘。

龙和不懂法律也请不起律师，他只知道一个名词叫“监外执行”，一个名词叫“改判”。他执意要求政府能“改判”，至少能还他一个儿子回来“监外执行”。在家乡，他听说有人上访赢得改判——这是他两次进京上访无果仍未动摇的“信心”。

吴桂华同样对翻案充满信心。她本在吉林开着一家美容院，直到一位客人刮痧后因肝硬化死亡。法院认定那次刮痧与死亡相关。经过牢狱之灾、事业全毁，她开始期待通过上访还自己一个公道。

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天，吴桂华乘坐的20路并没驶向那条叫作“正义”的马路，而是在正阳门前转弯向南开去。

天安门

汽车转弯的时候，吴桂华远远望见毛泽东纪念堂和那座红色的天安门城楼。“承天启运”、“受命于天”，六百年前，天安门成为皇权的象征，是新皇登基、诏令颁发之地。

打那时起，自认为含冤的中国人就开始背井离乡千里跋涉，冒着杖责、“滚铁钉”的风险上京告御状。在清代，这被称为叩阍、京控，如申诉不实可能被杀头。

共和国时代，这条进京上访之路仍然延续，只是人们已不用担心遭受皮肉之苦。

“毛泽东是党的信访工作的伟大奠基者。”——这句话出现在1994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里。1951年，毛泽东对于如何处理群众来信进行了批示。这一批示直接影响了当时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县级以上政府专门设立接待室接待群众，并要求“保护信访人，严禁打击报复”。后来“三反、五反”直到“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第二届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信访都成为政治斗争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与国家的命运相比，上访者的命运似乎不值一提。他们却在卑微中学会如何把握国家的脉搏。每逢“两会”，来访接待司门口都会坐上更多的上访户。有人打上条幅，只要有公交车驶来，就迎上去展示。

停下的大巴里，坐的也可能都是新人。这些新来的申冤者先找到月坛南街的国家信访局。在那里，他们会领到一张纸条，被打发到这里来，人多时还会有大巴接送。

当下中国，很难再有如此热衷于自发学习“中央精神”的群体。最近，印着“反腐”、“打虎”、“捕蝇”消息的报纸，成了他们的流行品。

对于一座城市，有多少故事发生在大街上，就有多少故事被埋藏在地底下。在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旁的地下通道，你会发现这里汇集着世间的各种苦难。天热的时候，这里会睡上几十个衣衫褴褛的上访者，他们拖家带口、披着白布、摆着残疾的腿，甚至卖起草席。

有时穿安保制服的人会来轰他们离开；有时清洁工会来地下通道打药。那药水呛得人直流眼泪，他们只能出去躲上四五个小时。

即便如此，老胡也不愿离去，“这可是北京，皇帝的地方。”

东庄

5月，在20路公交上，吴桂华遇到了另一群上访者。他们能从眼神中看到彼此的遭遇，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一起。她说这是“人与群分”的默契。吴桂华第一次知道，上访者有自己的聚集地——北京南站以北的东庄。

那是上访者的世界。因为紧邻多家信访接待机构、北京南站、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几十年前，上访者就开始聚集于此。那时南站多为慢车，票价低廉，是他们的首选。后来，这里改建为奢侈的高铁站。

吴桂华跟着他们一起在永定门西下车。这里是距离东庄只有一站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他们心中20路的终点。

在这一站，上访者手中的竹席、马扎就是通行证。看到上访者涌上前门，司机会默契地喊一句“后门！”

吴桂华后来才知道，“只要说是上访的，坐公车不用买票”。其实，从没有哪家公交公司有这规定，这是上访者赋予自己的“权利”。

如果在其他的公交线路，这免不了引发一场争吵。20路的售票员有时也会抱怨，“没钱上访不买票，有钱上访也不买票！上访光荣！”

当然，也有上访老人背着满袋子废旧塑料瓶，买票上车。他们往往一边上访，一边拾荒维生。

2009年，另一辆公交车上的一起逃票事件，引发了备受争议的“一元劳教案”——因未购买价格一元钱的公交车票，3名常州市民在事发一年后被劳教。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将100例因上访而被劳教的案例集结成《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他说“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2004年，于建嵘像吴桂华这样的上访户一样，住进东庄15块钱一晚的私人旅店。2002年，东庄拆迁整治被列为北京市政府要做的“60件实事”之一，但上访者的世界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于建嵘是废除劳教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呼吁逐渐废除信访制度的学者。他觉得应该改革司法本身，而非缘木求鱼，“信访制度是以权力自上往下施压解决民众诉求的制度，程序性严重缺失，无法应对当前问题多发和纠纷复杂的局面。它实际上是执政者‘青天意识’的制度表现。”

那一年，突然增加的上访数量引起一场关于信访“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的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中，于建嵘是最为孤独的一个。左派学者说他“废除信访削弱国家权力”，右派学者则质问他“为什么连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要夺去？”

在东庄，信访是大多数人惟一的救命稻草。路旁的白栅栏上，不知被谁写上了一句，“没有群众上访纠正，那就更乱套了，更无法无天。”一直未被擦掉。

那次大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于建嵘主张的弱化信访司法救济功能、通过完善司法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遭到否定。一年后，新修订的《信访条例》颁布，信访的功能被加强。《信访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从此，各地访民进京上访次数开始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更大规模的信访攻防战开始了。

马家楼

材料在信访局石沉大海，吴桂华跟着上访者反向坐20路前往中南海。他们有时打着标语，有时只是一起站着，等警察来问。他们只要回答“上访”，便会被登记，然后被送进马家楼或久敬庄的接济服务中心。“这就是为了给他们施加压力”——只要上访者在马家楼登记一次，地方政府就要派人来接。

马家楼的日子并不好过。房间里没床铺，电视整晚大音量循环播放信访条例。还有让他们更提心吊胆的事：去年5月1日，一名江西籍女性上访者在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被“工作人员”强奸。

信访仿佛一根绳索，一头系着上访者，另一头则系着基层政府。一位基层官员抱怨：从2007年开始，他们发现这根绳索被拴得越来越紧——上访登记数量超过指标，相关领导将被处以“不提拔不调动”的“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