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中心工作人员在操作沙盘心理测试。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满头白发的王行娟为红枫中心倾注了二十多年心血。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最近，很多公益圈里的朋友给王行娟打电话。问她：“你们红枫的问题，解决了吗？”
八年前，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红枫中心妇女热线，每年10万美金。今年，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缩减对红枫这样的草根NGO资助，红枫又要开始为钱发愁了。
王行娟1988年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今年八十三岁的她还在奔波，“我要给红枫找钱，找出路。”
王行娟很无奈，红枫中心为社会服务了二十三年，她却总是忧心：如果身份的问题不解决，资金的缺口跟不上，红枫还能走多久？
喝洋奶的尴尬
现在，红枫中心的账上还在等待三笔境外资助：2010年福特基金会拨给的10万美金；雅芳125周年庆典时捐赠的用以支持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的6万美金；全球妇女基金会资助反对性伤害项目的2万美金。
这些钱就在银行里，因为政策调整，现在取不出来。
2010年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实行《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这个规定出台之后，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美金被打回了美国。红枫中心收到通知，这笔钱要重新审批。
红枫中心想要拿到资助，需要出示经过有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公证的捐赠协议，协议中需要列明资金用途。同时，资金还要通过有外汇账号的机构收取，最后再转给红枫中心。
对于草根NGO来说，办齐这些手续并不容易。
王行娟找到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民促会有民政部登记的身份，又有外汇账号，正是红枫中心需要的。
于是，红枫中心成为了民促会的会员单位，暂时解决了资金流程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不少没有民政部门登记身份的公益组织都遇到了和红枫同样的问题。
“很多组织的资助直接被退回。重新出示证明的审批非常严格。”黄浩明说，“红枫中心至今接受了近八十万美元的境外资金捐赠。境外资金一直是草根NGO的主要资金来源。新的规定会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去年，王行娟辞去了红枫中心的日常工作。她说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不比当初，公益的大环境也让她心累了。在一次女企业家会议上，王行娟一眼看中了既懂经营又活跃于公益事业的姚越。
刚刚接手红枫中心的姚越，最直接地感受到境外资助带来的难处和尴尬。
姚越心里明白，草根NGO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资助，有关部门是不放心的。这也是红枫中心多年来一直拿不到注册身份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越说：“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境外的资助。我们尝试了通过国内的公益机构寻求帮助，但毕竟国内刚刚开始有意识，而普遍的大环境又是对公益慈善的不信任。国内企业觉得慈善不可靠，想找到资金很难，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继续喝洋奶。”
今年年底，银行里的三笔境外资金就应该完成审批了。
王行娟说：“真的等了很久了，这些钱可以支持明年上半年红枫中心热线和项目的运作。”
红枫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王行娟觉得资金的问题没有那么乐观。她思考福特基金会停止对红枫资助的原因，“今后，拿到境外资助不会那么容易了。”
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在中国的办事处缩减了四分之三的规模。王行娟了解到他们把资金和人力转移到了非洲和南美洲。
“很多境外基金会这几年都做出了缩减中国资助项目的调整。中国公益事业给他们的印象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王行娟列举了这两年政府出台支持公益组织的政策，比如放宽民间公益组织落地的要求，十几个小时办理民间非营利机构的注册身份，政府提供大量的项目购买计划。
“境外基金会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十三年，我们红枫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的资助。”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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