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二）

痛心的家乡之行

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在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着两辆越野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开始他的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越野车一前一后,时行时止,他不时地走下车,来到田间地头,怎么也看不到报纸上所宣传的红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帘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他信步走到田间,搓开一堆人粪,蹲下身瞅了瞅,从未舒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沉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

这次调查,按照临行的构想,主要是搞清这样的问题: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他调查的第一站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他对此尤为感慨,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他走家串户,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问长问短,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个个都愿意找他谈心,以至于在会上,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类的家长里短,都议论得沸沸扬扬。

“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刘少奇对此直言不讳,认为“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说着,他还扳着手指数起来,大办食堂有四大缺点:动用过多劳力种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产;大办食堂,肥料减少;食堂专烧硬柴,毁坏山林。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食堂的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就要离开天华大队了,对这里的干部总得提点希望,他认为天华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风,压制不同意见。他叮嘱这里的干部:“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离开天华大队,5月3日,刘少奇驱车来到阔别40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15个生产队,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债。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大队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户农屋占为公用,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几天,他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与干部群众接触的面毕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看着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他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他不时地询问,也不时地插话。他让乡亲们与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到食堂时,他的态度更为恳切和坚定,“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座谈会开了半天了,大家意犹未尽,散会前,他一再要求乡亲们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实的情况,他说:“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远的赵家冲,看望大姐刘振德。途中乡亲们看见了,尾随和簇拥着他,边走边聊,他又掌握了许多乡情民瘼。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家乡之行,给了他许多感性的体悟,“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乡之行,刻骨铭心。农民的衣食温饱,他已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刺激,使他发自肺腑地喟叹:“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