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文史精华》2009年第12期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隔6年,三届人大召开,他又连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0年岁月,10年风雨,共和国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命途多舛的岁月,他正是在如此艰难而困惑的年代中,履行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责。

受命于困难时期

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自己打算辞去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第二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起自己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向二届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棉、纱、布、糖等日用品,出现从未有过的短缺现象;基本建设发展过快,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直接后果,使农村大批青壮年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陡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二届人大传出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在他驱车回家时,他们列队欢迎,以表示祝贺的心情。可是,没想到,他的脸上竟没有挂出一丝笑容,只见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办公室,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眉头紧皱,一直陷入长长的沉思之中。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跃进”所出现的偏差,承认北戴河会议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夸了海口”,并提出要降低指标,“压缩空气”,开始纠正“大跃进”所凸显出来的纰漏,即通常所说的“左”倾错误。可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有的努力也只是“隔靴搔痒”,浮夸风和高指标继续流行。二届人大所定的钢和粮食的计划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刘少奇对这个高指标,就有保留意见。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指标,确定1959年下半年和今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7月2日至15日,即所谓庐山会议前期,与会者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以上议题畅所欲言,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故而与会者称之为“神仙会”。

刘少奇在参加华南、华中组讨论时,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大跃进”中“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是碰了钉子。碰了钉子,知道转弯儿,这是真正的聪明人。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他认为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这个综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应该说,这样的见解颇有前瞻性,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见解,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阐述,可是,以7月16日为转折点,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斗争,庐山会议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与会者大都三缄其口,再也不敢评说“大跃进”中的是非短长,唯恐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

刘少奇倒没有十分在意,也就是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当天,他还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儿。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此时,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尽管庐山会议后,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仍然赞成降低指标,并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时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左”问题,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者注)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教训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