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爆发之际,杨秀清忽然痊愈,“耳聪目明”,指挥、决策井井有条,被此时连小兵还不是的李秀成赞叹为“天意不知如何化作此人”,而眼光、胸襟均等而下之的萧朝贵相形见绌,逐渐从神坛淡下,却在战场上找到了发挥潜能的空间。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被清军向荣、乌兰泰部合围,险要全部失守的太平军冒雨突围,萧朝贵和石达开率领左一、左二、前一、前二四个军为先锋,趁着倾盆大雨,奔袭清军主将向荣的平南官村大营,打得向荣“锅帐全失”,溃不成军,保障全军顺利突围。向荣这位清朝名将哀叹“生长兵间数十年,不曾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这一仗恰是李秀成入伍的第一战,给他的印象想必是十分深刻的。不但如此,这一仗对清方震撼也不小,《贼情汇纂》给萧朝贵的评语是“面貌凶恶,性情猛悍,每率群丑,与我兵苦战”。
此后作为前军主将的他经常担负开路先锋的角色,1852年攻打长沙之役,他只带1000多人马,避开衡阳大道,绕道安仁、攸县、茶陵、醴陵,当年阴历七月二十三日从郴州出兵,八月初八日就到达长沙城外石马铺,并击溃清方从陕西调来的几千援兵,可谓神速之极,几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期间,就有革命党把“萧朝贵奇袭长沙城”编入小册子,当作军事启蒙的范例。
然而这次奇袭并未成功,反倒导致萧朝贵的丧生。
萧朝贵偷袭是因为得到情报,清方外城的修葺工作尚未完工,守军只有不到2000,但当他赶到城下时,清方从北方征调的援军恰好到达,城中团练也刚刚成军,《善化县志》记载开战当天城中仅绿营兵力就有2400,加上团练号称8000,实际也应有5000-6000人,而萧朝贵出兵时1000多人,在茶陵会合当地会党后,也不过3000多人,根本无法包围长沙城,只能聚在城南攻打。不仅如此,由于不熟悉地形,萧朝贵误把高耸的天心阁当作城门,走了一段冤枉路,等回到南门外,守军已回过神来关上了大门。
他的死,据部下写给杨秀清的汇报称,是被炮弹打穿胸部受伤,时间是1852年9月12日,即他抵达长沙城外的次日,清方记载称,萧朝贵身穿耀眼的黄袍,在妙高峰上挥旗督战,被炮弹击中,至于他什么时候因伤死去,并无确切记载,只能说是在太平军长达81天的长沙包围战中的某一天而已。
假如萧朝贵不死
曾经有一种论调,认为假如萧朝贵不死,就可帮助洪秀全,抑制杨秀清的野心,从而避免天京事变的悲剧。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恐怕只是幻想。
首先,萧朝贵并非洪秀全的盟友,而恰是杨秀清的,他的崛起与杨秀清的提携有关,而他的从神坛淡出,也和杨秀清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连。自杨秀清病愈掌权,他跳大神的机会越来越少,而打仗的机会越来越多,很显然,即使他不死,也只能成为杨秀清的一名助手,一枚棋子,至少不会、也无力成为杨秀清的制约力量,毕竟从能力上,萧远不如杨;从辈分上,“天兄”终归是“天父”的儿子。
其次,即使萧真的取杨而代之,以他的胸襟、气度、胆识、能力,均远逊于杨,太平天国的局面恐怕会变得更糟,且相对于较为开明的杨秀清,萧朝贵具有更多的农民意识:蔑视文化、轻视妇女、不喜欢读书人,如果他当政,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善化县志》里有一段记载称,当地有一位黄秀才,打算去石马铺的清朝大营献策投效,结果到达时大营已被萧朝贵占领,他浑然不觉,求见后侃侃而谈,萧朝贵居然和颜悦色,听得频频点头,别人觉得奇怪,问来人是谁,他说“此黄先生条陈者”,后来黄秀才自己发觉弄错,趁乱溜之大吉。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萧朝贵在进入文化发达地区后,其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或许也有所变化——毕竟他的“勇敢刚强,冲锋第一”,也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无法继续跳大神后,在残酷的战场上一刀一枪磨练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