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为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尤其在当下的新中国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此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