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日"假币战":国民政府"以假对假"（二）

鉴于日伪大量制造假法币，向华中地区猖狂开展金融进攻，豫鄂皖苏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于1942年1月8日通电各地:“为加强货币战起见，亟应将敌伪所发行之钞票及各种伪造法币，彻底查禁，以巩固金融，而利抗战。”并随电转发中央银行立煌办事处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函送的《真假钞票识别办法》，指示真假法币的不同点，遏制了伪造法币之流入。

国民政府破获了桂林､全州､浙江､安徽等地贩假､卖假案件多起。在反假币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曾命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制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并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还通过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关系，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印刷，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日伪假钞悄悄运往江西上饶，从这里运往沦陷区，进入市场流通。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突然宣布:“近日发现大量10元假票的储备券在市场上流通，本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宣布假法币正面纹样蓝色，质量与储备券基本相同，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点有些斜。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挫抑了日伪货币信用，又可抢购物资，补充抗日的财力､物力。

另一方面，日伪还将制造假币之手伸向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需要，大部分敌后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统称“抗币”。1938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发行了边币､冀南银行发行冀钞等，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苏中､苏北､盐埠､皖江､江南等银行发行的抗币共57种､467个版，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法币､抗币､伪币都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来根据地巩固，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日伪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抗币信用，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后方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察鲁豫边区发现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多处。1943年春，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印制了6000万元假冀钞向晋察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当时冀南大名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都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

首先严惩制假､贩假罪犯，普遍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假本币流通的通令》，并附识别办法;边区各银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贴在布上悬挂街头;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市场，查禁假币。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钞案20多起。为此，自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三十一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敌人伪造法币造成的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还发布了《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敌后艰难环境中，根据地要以精良技术来防止敌人制造假抗币，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1942年2月，华中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敌人伪造抗币”的办法，就是用自造土纸印抗币，并在土纸中加些带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在印好的钞票上加盖号码，这样敌伪要造假币，不但非常麻烦，还一定要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因为土纸币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一破旧，老百姓就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收回。再印新币时，只要将旧币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抗币上市起码要费时半年，半年以后新抗币又变了颜色，假币一进入市场，就被发现，变成废币。

用土办法防止假冒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如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发抗币，没有铅版，就用木版刻制，所用刻版的木材，都是坚硬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一版只能印1至2万张;没有印币纸，就在下胡里的山沟里建立专门印制纸币的土纸厂。条件､方法虽简陋粗糙，但直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刷前，并未发现伪造大江币案件。所以说“用落后方法防止假冒”，这是富有智慧的中国军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斗争艺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