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日"假币战":国民政府"以假对假"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  作者:郭静洲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而且是经济的斗争。在经济战线上表现最尖锐､最复杂､最特殊的，还是中日“假币战”。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自“九·一八”开始，在我国华北利用不法商人､汉奸套购法币，换取铜圆､银圆，私运出境，购买物资或资敌制造军火。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关，研究对中国开展货币战。他们认为法币是中国的统一货币，并与英国实行固定汇价，在群众中有巩固的基础。1937年6月，中国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此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治､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中国主要城市与一部分地区，因为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由于自身的资源､兵力所限，于是停止了对华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取得在占领区的金融垄断，日本特务机关受命伪造法币，藉以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出面网罗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进行伪造中国法币的研究。这一行动得到时任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大力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筹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

造币小组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紧锣密鼓地制版印刷，在很短时间内就印出几十万元成品，从日本运往中国，打入金融流通领域。但由于他们粗心和技术上的失误，所造的5元面额假币被群众一一识破，成为废纸。为此，山本和井上源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日本国内资源贫乏，一直受到外贸入超的困扰，自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淖，军费开支过大，外汇资源更加缺少。当时，中国法币仍可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中外银行买卖外汇，日本正需要大量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因此对伪造法币特别倾心。1940年4月，日伪又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法币共500多万元。为了不易被人识破，这些假币还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外观上成为使用过的旧币。在发行渠道上，利用在华特务机关以及沦陷区的“商社机构”，如南京和广东的“松机关”､开封的“梅机关”､北平的“兰机关”､青岛的“竹机关”以及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将真假币混和使用，鱼目混珠，悄悄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抢购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香港。日本特务机关在香港查获中国制币厂，强占了造币机器及材料。我国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的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器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也被敌人所获。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获得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上，查获美国制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制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多元。日本从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加工后便运入中国，投入市场。同时，日军侵占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利用租界内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钞票印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印制假法币，偷运到国统区套购物资，扰乱中国金融。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计有中央银行民国十九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央银行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十五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四年德纳罗公司无地名5元版､10元版;中央银行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五年德纳罗印钞公司5角版10种。

鉴于日伪大量制造假法币，向华中地区猖狂开展金融进攻，豫鄂皖苏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于1942年1月8日通电各地:“为加强货币战起见，亟应将敌伪所发行之钞票及各种伪造法币，彻底查禁，以巩固金融，而利抗战。”并随电转发中央银行立煌办事处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函送的《真假钞票识别办法》，指示真假法币的不同点，遏制了伪造法币之流入。

国民政府破获了桂林､全州､浙江､安徽等地贩假､卖假案件多起。在反假币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曾命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制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并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还通过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关系，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印刷，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日伪假钞悄悄运往江西上饶，从这里运往沦陷区，进入市场流通。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突然宣布:“近日发现大量10元假票的储备券在市场上流通，本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宣布假法币正面纹样蓝色，质量与储备券基本相同，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点有些斜。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挫抑了日伪货币信用，又可抢购物资，补充抗日的财力､物力。

另一方面，日伪还将制造假币之手伸向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需要，大部分敌后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统称“抗币”。1938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发行了边币､冀南银行发行冀钞等，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苏中､苏北､盐埠､皖江､江南等银行发行的抗币共57种､467个版，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法币､抗币､伪币都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来根据地巩固，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日伪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抗币信用，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后方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察鲁豫边区发现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多处。1943年春，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印制了6000万元假冀钞向晋察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当时冀南大名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都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

首先严惩制假､贩假罪犯，普遍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假本币流通的通令》，并附识别办法;边区各银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贴在布上悬挂街头;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市场，查禁假币。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钞案20多起。为此，自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三十一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敌人伪造法币造成的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还发布了《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敌后艰难环境中，根据地要以精良技术来防止敌人制造假抗币，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1942年2月，华中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敌人伪造抗币”的办法，就是用自造土纸印抗币，并在土纸中加些带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在印好的钞票上加盖号码，这样敌伪要造假币，不但非常麻烦，还一定要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因为土纸币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一破旧，老百姓就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收回。再印新币时，只要将旧币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抗币上市起码要费时半年，半年以后新抗币又变了颜色，假币一进入市场，就被发现，变成废币。

用土办法防止假冒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如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发抗币，没有铅版，就用木版刻制，所用刻版的木材，都是坚硬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一版只能印1至2万张;没有印币纸，就在下胡里的山沟里建立专门印制纸币的土纸厂。条件､方法虽简陋粗糙，但直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刷前，并未发现伪造大江币案件。所以说“用落后方法防止假冒”，这是富有智慧的中国军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斗争艺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