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次失败的演讲:听众退场他仍万分陶醉（二）

与此同时，他满怀激情地拥抱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接受着、体认着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和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和萧伯纳，罗素和博格森，泰戈尔和王尔德，胡适的实验主义，易卜生的戏剧、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等，几乎不分肥瘦腻淡，只顾囫囵吞下。在这个方面，他和徐志摩有相似之处。虽然他当时学力未充，鉴别力有限，但此乱读，却大大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起到了为将来治学做准备的作用。

那时的清华和北大一样，学生社团多不胜数。自幼爱好书法、又写得一手好字的梁实秋发起组织了一个练习书法的组织，他为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清华戏墨社"。每天早晨六点，他和几位同好走进自修室，磨墨铺纸，竖笔而书。这样不分寒暑，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

当然，对于也爱好文学，而且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的梁实秋来说，组织文学社，更是一种必然。"小说研究社"就这样诞生了。因为这个社，他结识了高他两级的闻一多。听从闻一多的建议，"小说研究社"更名为"清华文学社"。文学社吸引了不少同学，比如有后来出名的"新月派"诗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等。看得出来，新月社的许多成员，之前都曾加入过清华文学社。但是，虽然人员有交叉，但清华文学社并不是新月社的前身。

清华文学社有同学提出邀请一些名家来校演讲，一定会受欢迎，众人都觉得这建议好。最先被请来演讲的名家，是周作人，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的小诗》。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做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事实上，除了内容的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严格算起来，这是一次无趣的、失败的演讲。

之后，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了。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就是被清华文学社邀请去演讲。显然，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被视为"名家"了，至少在清华文学社的梁实秋他们眼里，他就是名家。之所以如此，一来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拜师梁任公的；二来徐志摩是留洋硕士 --既是哥大硕士，又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三来徐志摩为追求自由和真爱，不理世俗，大胆地毅然决然地"抛弃"结发妻子的行为，使他名声大噪；四来徐志摩创作了大量新诗，以其特有的自由排列的形式，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奔涌飞扬的激情，使他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关注和文学新人的景仰。简单地说，此时的徐志摩，才名满天下。因此，清华学子们都极想一睹他的风采。

出面邀请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不过，梁实秋并没有亲自去和徐志摩面对面接洽。这倒不是因为徐志摩是名家，而身为学子的梁实秋不便莽撞地找上门去。当初文学社邀请周作人，就是梁实秋亲自摸到周府直言相邀的。再说了，梁实秋也不是那种仰视名家、畏惧权威的人。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于是，梁实秋通过梁思成去和徐志摩商量。据梁实秋事后回忆，徐志摩立刻就答应了。

徐志摩如此爽快，也不完全是因为梁思成。他天生好动、乐于交往、热衷参与，而且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显然，他是很看重"得到国内的认识"的。初归国，他满腹的才情，急于要表现；他已经确定的艺术人生观，急于想引起共鸣；他对于他的诗，他的文学理论，甚至他这个人，也急于要"得到国内的认识"。

这次演讲，是日后新月社两位主将徐志摩和梁实秋的第一次见面。梁实秋用"飘然而至"形容徐志摩的到来。这个词的确很符合诗人的气质。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下巴很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外面是一件小背心，缀着几粒闪着金光的纽扣，脚上是一双黑缎鞋，尽显文质彬彬和潇洒神态。清华小礼堂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人数不比听周作人的少，黑压压一片。梁实秋说的不错，与其说他们是听众，不如说他们是观众--大多数人都是为" 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