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徐志摩•新月社》 作者:王一心 李伶伶 陕西人民出版社
崇尚"父母在，不远游"古训的徐志摩好好远游了一次。
1918年，他21岁的时候，在拜师梁启超两个月之后，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先入克拉克大学研习历史，后为实现其父设定的日后成为金融实业界大亨的理想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但他却热衷于政治、民主、劳工等问题的探寻，更"顺便"研究了一下社会主义理论，然后以一篇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都能搭上边的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得硕士学位。这个过程，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仅如此，他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辛苦地不知疲倦地却又愉悦快乐地吮吸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
渐渐地，在庞杂纷乱的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中，徐志摩的倾向集中在了尼采，转而罗素的身上。尼采让他"登"上了哲理的山峰，他的肺里回旋着高空的清气；罗素让他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我，如何抗拒世俗。于是，他要到英国去，"从罗素"。为此，他抵制住了即将到手的哥大经济系博士学位的诱惑，又将老父的殷殷嘱托和满心期待置于了脑后，兴冲冲地投奔罗素去了，立志跟着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
这一转变，使原本很有希望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徐志摩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当初"实业救国"的伟大崇高目标也随之转向，他最终的身份被定格为自由文人、浪漫诗人。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是在他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发生的。
不巧的是，在他想要追随罗素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去往中国的路途中。他没有能够如愿亲近偶像，聆听大师的教诲，自然也不能师从这位哲学伟人认真念一点书。他迷茫了一下，随即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尔德·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因为拜罗素为师不成，只好仍滞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这似乎是他的无奈之举，但着实让家乡的老父亲感到欣慰。
可是，好景未长。徐志摩只在拉斯基教授身边倘佯了半年，就又跳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框，在文学这个广袤天地中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由在剑桥（康桥）大学的学者G·L·狄更生介绍，得以进入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获得了一个特别生的资格。从此，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在他看来，他的眼睛，是康桥教他睁开的；他的求知欲，是康桥激发的；他的自我意识，也是康桥启蒙的。具体地说，他睁开的眼睛，在文学面前发光；他的求知欲的对象，是文学；他的自我意识，更准确地说，他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蓬勃生发。
如果说，学经济，是现实的话，那么，学文学，则是理想的。徐志摩原本就应该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能抱定坚真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撼。"也许可以说，他的转变是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如果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似乎更准确一些。
未出一年，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之前在美国，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在克大、哥大分获一等荣誉奖和硕士学位，然而在英国，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仅仅让自己的身份由"特别"上升为"正式"而已，不要说他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成一篇象样的论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浑浑噩噩庸碌无为，除了他已经由初出国时的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走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的道路之外，他也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艺术人生观。之后，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刚刚16岁，却已经是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了。运动中，他也曾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在街道架起凳子演讲，怒斥无能的政府，怒斥卖国的官吏，眼见平时道貌岸然、凛然不可侵犯的校长一个接一个地被同学们赶出校外，那种打破权威的感觉真令人痛快！在学潮中，清华学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评议会和干事会，要求自治并参与校务。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梁实秋连续几届被推选为评议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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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心 李伶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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