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２月，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１９６１年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刮了单干风”“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丢掉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乌纱帽”。在“责任田”被强令改正、人们多是缄默难语的政治氛围中，邓小平从曾希圣的“责任田”引发出“猫论”。１９６２年６月下旬，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责任田”时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７月７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不久，邓小平在他所撰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引文见陆德生的《责任田兴衰轨迹》，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江淮文史》。邓小平著名的“猫论”，是对曾希圣在安徽全省范围内推行“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曾希圣得知邓小平的“猫论”的精辟论述后，深感振奋，深受鼓舞。他对有关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小平同志这位帅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１９６５年，曾希圣“下台”后，邓小平两床被絮寄深情。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免除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李葆华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曾希圣全家搬到上海。这样，曾希圣痛心地告别了他战斗过２２年的安徽。
曾希圣到了上海后，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实际上是赋闲。一直到１９６５年秋，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中央委员开会，当时曾希圣作为“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到了会。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他缄默不语。毛泽东说：“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会后，曾希圣被调到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正在这时，邓小平到西南视察。一天，邓小平和卓琳“微服私访”来到曾希圣家。这天，曾希圣不在家，他与从上海请来的工人师傅一起，到生产队和农民一起讨论他设计的插秧机的一个零部件的改进问题去了。曾希圣的夫人余叔看到邓小平夫妇来了，万分高兴，忙着让坐、拿烟、沏茶，并张罗饭菜。邓小平问：“老曾住在哪个房子，小余，你带我去看看。”余叔领着邓小平和卓琳到了曾希圣的卧室。邓小平看见床上的被子很旧、很薄，便上前用手摸了一下被子，当即严厉地批评余叔：“小余，你怎么搞的！怎么还让老曾盖这样的被子？”余叔感到很奇怪，便说：“这很正常呀，不盖棉被盖什么被子？”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唉，老曾这么大年纪了，你对他要好好照顾。你看，这被子又单薄、又硬，不好盖。”“老曾搞‘责任田’易职后，他的心情不好，小余呀，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老曾，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邓小平夫妇回到下榻处，两人商量后，买了两床丝棉被。次日，卓琳将被子送到曾希圣家交给余叔。卓琳再一次转达邓小平要余叔好好照顾曾希圣的叮嘱。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成了曾希圣诸多“罪行”中的“重要罪行”之一：“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送了两床修正主义丝棉被”。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对余叔说：“小余，你要为党忍痛节哀，多多保重，教育好孩子，像老曾一样，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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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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