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每一个联邦议员都是东德的目标，他们的女秘书时常被沃尔夫的罗密欧间谍征服。沃尔夫说他的第一个罗密欧是一个机械系的学生，代号“费利克斯” 。费利克斯从1952年开始工作，掩护身份是洗发香波推销员，他假装在公交车站邂逅了西德总理奥登纳的一个女秘书，两人的关系保持了几年。后来西德开始对政府官员进行安全排查，费利克斯才被仓促撤回。沃尔夫在他1997的回忆录《间谍回忆录》（汉语翻译成《隐面人》）里讲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在为本书做宣传时他说，“这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无辜者的生活”。定期会去伦敦，为沃尔夫提供英国的秘密情报。
史塔西最臭名昭著的行动是对付西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西德的知名政治领袖勃兰特，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普通东德大众中拥有很高威望，对史塔西来说很难公开攻击，是个潜在的威胁，东德的领导人害怕勃兰特最终会瓦解他们。为了掌握勃兰特的动向，沃尔夫首先招募到一个女人，代号是“勇敢的战士”的女间谍，与勃兰特的关系非常密切。格兰特1969年当上总理之后，沃尔夫另一个手下纪尧姆（Gunter Guillaume）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和亲信。
纪尧姆1956年来到西德，在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的往上升，最终成了格兰特总理的亲信，担任勃兰特私人政治事务助理兼总理办公室秘书，可以接触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机密。就此东德可以知道任何谈判中勃兰特的底线。纪尧姆还收集了勃兰特更深层秘密，以备在需要的时刻用作筹码，同时向东方泄露了很多重要机密，比如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国防军”的情况以及尼克松给勃兰特的一封密信。
1974年5月，纪尧姆突然被捕，据说这还要要感谢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经联邦德国安全机构发现和查实，纪尧姆是一名民主德国间谍。为了承担政治后果，勃兰特不得不辞去联邦总理职务。这对史塔西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后来，沃尔夫说他没有想让勃兰特倒台，这是斯塔西最大的失误。纪尧姆被判13年牢狱，1981年东西德之间交换间谍才被释放。
窃听风暴
1989年随着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政权土崩瓦解。史塔西开始销毁秘密档案。秘密警察警官着手销毁文件时，犯了一个喜剧性的错误：由于文件数量太多，碎纸机最后不堪重负而停摆，于是警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但他们没有把握将装文件的大袋子，安全地运到矿场烧毁，最后只得任由它们堆积在柏林秘密警察总部的地下室里。
统一后的德国政府调派了30名工作人员，在纽伦堡附近一个地方开始拼凑还原被撕碎但未及烧毁的秘密文件。他们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把一片片碎纸屑拼凑复原。1991年以来，他们已经处理还原了350大袋的碎文件。但是，还有16000只装满碎纸的褐色袋子等待处理。如果按照他们的工作进度，还需要400年到800年才能完成任务，最快也要等到2395年才行。
这些已经由人手拼凑还原的文件，披露了一些极具爆炸性的内容，涉及史塔西干过的每一种勾当，象如何对付人权团体组织者、秘密警察机构和与西德左翼恐怖组织如红军旅的关系、非正式特工及告密者的身份资料等。可怕的是史塔西不仅把矛头对准了潜在的冷战对手，同时也对准本国公民！
德国统一后，史塔西的全部窃听档案开放向所有公民开放。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有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而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却有600多万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
电影《窃听风暴》中有一段，代号HGW XX/7的窃听专家带队去诗人家装窃听器的情节，特工们卡着秒表，分毫不差，业务之纯熟、手艺之精湛，冰冷的可怕。
1989年以前，苏联集团的领导人经常说，“德国人能让任何事情运行下去，包括社会主义”，但是沃尔夫和史塔西却没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史塔西的秘密工作才崩溃的。
历史真相
奥纳索格死后，红色旅宣布对暴力唯一的回答就是使用暴力。很多德国人的思考和感情都发生了转变，在奥纳索格这个无辜的殉道者的尸体之上树立起了左派运动的大旗。 “六八学运”的一代政治人物和激进分子在血雨腥风中积累资历，逐渐在漫长的官僚机构的攀升中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跃登上了德国政坛的大舞台。前内政部长、现任联邦议会议员施利和前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是其中的代表，像菲舍尔曾经是强硬的左派组织的活跃分子，现在欧洲议会绿党党派副主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也曾经是法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库拉斯现年81岁，依旧生活在西柏林。诺所格的遗孀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还活着，库拉斯可能面临再次被起诉，他承认他曾经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他说，我应该为此感到耻辱吗？他否认曾经为史塔西工作过，他说如果我真的为他们工作又怎么样，这真的重要吗？
这重要吗，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死者已矣，对库拉斯来说任何现世的惩罚和审判都来的已经太迟，但对历史学家来说，重新审视过去的档案，弄清事实真相，无论何时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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