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史料讲述真实的抗日女间谍郑苹如（六）

郑苹如与花野他们由相遇相识而相知，在密切的过从中，积极推动日军内部的这场反战运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早在1937年底，郑就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中日谈判一事告诉花野。当然，这只是日军在进攻上海、南京的同时，策划的一次对国民政府的重大诱降活动，而国民政府在军事重压下则视此为谋求摆脱危局的一条途径，至少可以以谈判争取点时间。此事当时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由陶德曼出面沟通双方谈判的条件。花野闻知后，认为这或许是推动停战撤兵的机会，便立刻去东京找岸道三、细川等人了解内幕与细节，只因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谋本部、特别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力主军事进攻，待花野他们稍有了解时，近卫内阁已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败，花野他们也只能惋惜地作罢。虽然，花野他们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改变军部为主流的日本军国主义方针，但对这种愿望和努力还是应当肯定。当郑苹如及时获悉了汪精卫出逃的预谋和日军谋划建立汪伪政权工作的情报后，在急告重庆的同时，也将此信息在日本反战人士中散布，以推动日军反战派和对此有不同主张的人士开展反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消息传开后，给梅机关的对汪工作，增添了许多阻力。如小野寺并非反战人士，他与参谋本部主流派之间只是策略分歧，但该消息在他主持的海军特务机关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为此进行了很多针对性活动，企图力阻汪政府的建立。

随着郑与日本反战人士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具有组织上联合的倾向，至少举行过一次会议。花野在《历史的证言》中写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馆里，他、三木、早水三人与包括郑苹如和一位“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在内的8位中国人举行了会议，在这次热闹的酒宴中，花野他们表明了反战立场，着重发表了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感日军机关所属的日本军阀之堕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色彩。我们这些虽身在日军机关的人，却很敬佩在座诸位，你们活跃在中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你们是民族的斗士。我们不是想把你们当作汉奸，更不是想靠你们来维持现行体制，或是靠你们来获取情报。我们的同志也遍布军部与民间，作为日本革命的战士，我们有为实践这秘策不怕死的觉悟。请你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并信任我们。

二、两国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两国实践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们的同志行动，而在中国应由诸君的力量来实践。我们也赞同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两民族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同志般的共同行动。

三、当前的现实是寻找能够尽快停止这场残酷战争的办法，我们将挺身讨伐日本军阀的日本革命，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你们的协助。

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从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可资印证的材料。两份材料都形成于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郑南阳(郑苹如之弟)自写材料，要点为：1938年的一天，在伟达饭店(原霞飞路993号，九十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国方面有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郑苹如、郑南阳等人参加一次聚会，内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另一份是郑南阳那时的一位名叫何基华的朋友写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译，说约在1938年冬，郑南阳对他讲曾去伟达饭店为日本人当翻译事，并说“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据此可证确有此事。

花野、犬养健、晴气、林秀澄等人，都谈到过郑苹如曾安排过一个被称为“戴笠”的国民政府特工代表与小野寺接触过，两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谈判，当然那只是个假“戴笠”。再据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郑静芝电告，她曾跟了姐姐与哥哥去过贝当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饭店，那天是早水与陈宝骅会谈，“我只感到早水的学问很好，屈原什么的都知道。”看来，在联络日本反战派并与之沟通接触诸方面，郑苹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中的详情至今并不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苹如与以花野为代表的日本反战派的活动中，隐约显现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合作。前述所说的伟达饭店的那次聚会，实际上是新四军为答谢花野、三木帮助援救了被捕人员而举行的宴会。花野回忆道：中国通讯社的一位熟人带了新四军的代表，来到他们设在新亚饭店内的陆军特务部机关，要他帮助营救被蚌埠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两个人。三木便与蚌埠特务部机关长樱庭进行了联络与交涉，说那两人是本机关的，并由该机关涉川联系的一位叫二村的人奔走经办，两人终获释放。花野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失败的事也有。”可见花野他们与新四军之间有着多次的联系与合作。

这样的答谢宴上，出现了郑苹如、郑南阳，岂不发人深省?中国方面的85个人中，除郑氏姐弟外，目前只知“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两人，其他人的情况尚不得知。故丁默邨在受审时，反复辩称郑案“非常复杂”，郑苹如与共产党有联系等等，恐非空穴来风。当然，这些情况还很不清晰，看来欲全面理清郑苹如的情报活动，将有待中日两国及海峡两岸档案的进一步披露。

花野在1939年就明确主张日本应立即停止这场“愚蠢的杀戮”，应“从中国全面撤兵”、放弃台湾、朝鲜和‘满洲一’，实行“有条件投降”，并要“狠狠打击战争责任者”。他的反战观点是健康的、进步的，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郑苹如与他们联络推动，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正确的。然而，迄今有关郑苹如的文章中，都没有涉及郑在这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这是郑最光辉的一章，千万不要只被刺丁的枪声夺去了注意。为此，对郑苹如应当有新的认识和更高的评价。郑苹如被捕杀，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军内上自东条英机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气这批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日本国内和军内的反战运动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说，影佐“很惧怕他的对手蓝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员”，自然就更惧怕日本反战人士与“蓝衣社及中共”联系。于是，便制造了一系列镇压行动。

郑苹如这些活动史料的发现，也将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