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史料讲述真实的抗日女间谍郑苹如（五）

情报奇才

林秀澄没有说错，这事确实是郑苹如他们干的。她是一名卓越的抗日情报人员。

说起郑苹如加入特工队伍，纯属偶然，相中她的人名叫陈宝骅。

陈宝骅，又名肖赐，是控制国民党组织部和中统局的两陈(陈果夫、陈立夫)之堂弟。1937年9月，陈宝骅正任军委会调统局一处驻沪专员，后来就是中统局驻沪专员，公开身份是新生命书局经理。驻沪专员虽不参与上海区具体工作，只代表处局本部，与党政军警及租界捕房各方联络与协调，但举凡上海区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都有知情权和汇报之责。

1937年9、10月间，在一次友人聚会上，陈宝骅见到了光彩照人、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郑苹如，立刻认出就是前 不久《良友》封面上的美女。接谈后，发现是郑钺的女儿，大为惊异。八、九年前他就见过郑苹如，那时郑钺正任法官惩戒委员会机要科长，他则是组织部的科员，机关与居所大都在南京的大石桥、成贤街、三条石、鸡鹅巷与会宾里一带，相互都认识，当时苹如还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闲聊之间，知道她是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也很快摸清了郑的思想倾向与性格特征。望着这个怀着强烈爱国激情的大学生，端详着她那天生的丽质，想着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亲，又有日本血统的母亲这种特殊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语的条件，陈宝骅立即产生一个大胆的设想。于是，便向郑发出了“加入团体”的邀请，说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郑苹如就这样成为了中统的一员。

直到很久以后，郑苹如才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老父虽然也曾有过疑惑和察觉，可在这时才真正知道女儿在干什么；也就在那时，女儿再一次获得了父亲的“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教勉。

郑苹如果然不负所望，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那些军官和文职人员中间，她结交了上至首相近卫文磨之弟近卫忠麿、谈判代表早水亲重，与“宋子良”作过香港谈判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花野慊仓，海军谍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等，从花野的回忆录《历史的证言》中还隐约显现，郑苹如通过花野，与时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日共党员中西功也很熟识。

依靠这些关系，郑自由地出入诸多日军的机关与部门，成为了小野寺机关的翻译和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获取了大量的高端机密。晴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二课和第三军司令部里的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只因为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经过了过滤的重庆消息和上海近郊游击队情报，便在欣喜若狂之际，向郑泄露了日军最高机密，晴气虽用英文字母隐去了他们的姓名，却以嘲弄的口吻说这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郑会是重庆的间谍。但郑曾以假的、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日军高端机密事，竟有人信她是“双重间谍”，这实在是一种无知。郑获得的诸多情报中，最重要的当是从早水那儿获得的汪精卫叛国的信息，那还在1938年8月早水告诉郑汪将有“异动”，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将于“近日”异动，郑获悉后，都以急电向重庆报告，成为迄今所知预报汪精卫叛国的第一人。可惜，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重庆高层的重视，他们大概不相信一个小小的特工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情报。直到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河内，并发出艳电之后，才对郑特别重视起来，以至中统内部有郑是局座们的“掌上明珠”之说。抗战后期，郑天如到重庆，就受到徐恩曾的热情款待，让她与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

联络日本反战人士

郑苹如开展了大量的联合日本反战人士的工作，以求从日本国内军内发动斗争，达到制止日本侵华战争的目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调查局的一份材料中有郑“深为日反战派之赏识”，其“对敌工作，虽以刺探敌情为主要任务，然方式上则以中日共存、中日直接谈和为饵，故其接近敌方人物，均为高级官佐及日方具有左倾思想者，实便于应用耳”一节，这是中统高层的指令，还是郑主动为之，目前还不清楚，但她这样做了，却是事实。

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日本国内军内存在着目的与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战派。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存在着号称中立的租界，具有广泛接触、联络国际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条件，因此，日本国内各反战派代表人物也都云集上海。在郑结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和早水就持有反战观点。花野是日本北海道江别町(今江别市)人，1912年生。扎幌商业学校、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今横滨国立大学)毕业。1935年人“满洲国”大同学院，后任职“满洲国”民政部地方和社会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愤而辞职，先后在上海、广东、澳门、东北等地，暗中联络同志，积极宣传和组织反战活动。1939年5月、1945年3月两次被捕，战后才得出狱。他于1937年10月到达上海，不久就与郑苹如一家人相识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与郑苹如一起活动在日军官佐中，进行反战活动。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审时，多次提到过的“被敌方拘押严办”的“郑之密友”、“日人花水”。

花野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在上海，他任职陆军特务部。该部主持人为原田少将，下设经济、总务两部，由楠木和盐泽两名大佐分掌，总务部内设有“思想第一班”，主任管野谦吉中佐，班长三木亮孝，补佐花野与早水，后来毕生致力中日民间贸易与交往的冈崎嘉平太那时在经济部。花野与冈崎、早水、三木等彼此交换反战观点，广泛联络其它部门和部队中的志同道合者，并与国内反战团体左翼转向派、新国民同盟会以及日共党员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幼时的友伴、时任近卫内阁秘书官岸道三互通信息。早水本是近卫文麿的亲戚，后来成了近卫委托的在沪代表，使他们能与外务省、内务省中的反战人士建立联系，还能充分而及时了解国内高层的动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以驻沪日军机关内中层官佐中的反战派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名为“思想经济研究会”的团体，以具体研究新政治体制为该会任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在日军内部宣传反战观点，甚至在一次参谋本部军务课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提出“从中国撤兵”，“及时肃清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反对扶植汪精卫”等主张，明确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体制。当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曆出于某种需要，一度在对华问题上作出貌似温和的诱降姿态，曾多方寻找与重庆接触的渠道，先是派近卫忠麿到沪，并委早水为与重庆接触的代表，后又让自己的女婿兼秘书细川护直、儿子近卫文隆和海军特务部的小野寺信等赴香港，寻找与蒋接触的机会。笔者的一位日本友人研究发现，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医院——福民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院长顿宫宽也曾受委，欲通过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医院院长顾南群，寻找这种接触的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使花野他们曾一度拥有活动间隙，也认为似有这种成功的希望。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苹如与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们现在无从确切知道花野是怎样认识郑家的，但据花野回忆，他是郑钺在卧病家中期间所接待的仅有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肥后武官。花野多次拜会郑钺，向他了解与请教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他以坦诚的反战立场博得郑家对他极友好的接待，所以花野在步入老年后所编的《书简》文集中，曾由衷地写道：“我被郑先生夫妇视为家人一样对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有用的教诲。”正是这一终身不渝的友谊与情感，令花野愤怒地谴责影佐对郑钺的诽谤，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着为反对日本进行这场罪恶战争而牺牲的郑苹如，并在郑牺牲后尽力保护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