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史料讲述真实的抗日女间谍郑苹如（二）

从那年3月份起，丁默邨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本部领取30万日元的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万发子弹和500公斤炸药。其据点也从原来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先迁诸安浜路10号，最后迁入由晴气亲自选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遂有了“七十六号”这个俗称。凭着大把的钞票和原来的关系网，76号很快聚起了一帮原中、军两统特务、帮会分子与各种社会渣滓，到11月份，已拥有1个警卫总队，4个行动大队，1支租界突击队，督察、专员、化验、审讯和电务、总务、情报、机要以及对付军统、中统等各方面的4室8处，此外，还有以丁默邨的别名称之聚川学院的警官训练班与女特务训练班、警犬训练班等等，由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器。

极司非尔路76号，本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其宅位于越界筑路区，上海沦陷时被侵华日军没收。这是一块长约百米、宽约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经丁、李自行设计，将第二道门改建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楼式铁门，除陈氏大洋房用为丁、李等人的办公室与卧室外，将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监所。将另一幢两进三开间石库门楼宇，改建为大礼堂，1939年8、9月间就在这儿召开了汪伪国民党六大。此外，在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墙圈内，还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卫总队的营房、审讯室、武器库、印刷所、车库，还有日本联络官卧室与会客室等等。同时，还将旁侧的一条叫作华村的里弄和极司非尔路对面的一批住宅霸占，用为总部人员的家属住所。可就是这样一座伥鬼群集的魔窟，对外却称“昌始中学”，那些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特务，凭着一张淡蓝色的证件进进出出。

“七十六号”的正式名称是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不过，汪精卫曾对另一名大汉奸陈公博说过：“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确实，“七十六号”听命的并不是这个汉奸集团的首脑汪精卫或担任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周佛海，而是梅机关。具体地说是听命于梅机关所派的总联络官晴气，还有侵华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他们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太上皇。中岛和涩谷，就是分别代表梅机关和特高课的常驻代表。就在“七十六号”的大门对面还设有梅机关的一个分机关，实际监视着“七十六号”的行动。“七十六号”每个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报告”的名义向梅机关报告工作情况，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档案材料，在一份关于1939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内容不仅包括特工总部、特工总部化学室和上海党务、青年、大学、新闻界、劳动、商人、农民、铁路、社会团体、帮会、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等方面分报告，还附有该月上海重要新闻调查。除梅机关和上海宪兵司令部外，这份绝密级的报告还规定分送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上海的第13军(即登部队)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藤机关、华中宪兵司令部、南京宪兵本部、苏州宪兵队和杭州宪兵队，而唯独越过了汪精卫和周佛海。所以，说丁默邨是侵华日军的鹰犬，那是绝不过分的。

中统下达密裁令

当时，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的华界，却还无法染指租界。华界沦陷之初，上海民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一些爱国人士在有“孤岛”之称的租界里，或以报刊为阵地，报道抗战消息、揭露日军暴行、鞭挞投降活动，或以文艺的形式，大演爱国戏，《明末遗恨》、《文天祥》、《巾帼英雄花木兰》、《木兰从军》等话剧、戏剧和电影纷纷演映，激励着人们的抗日精神。两统潜伏人员。按“杀一儆百”方针，制裁“下水”的汉奸，周凤歧、顾馨一、尚德明，周柳五等，相继饮弹毙命。对投降暗流也起了震慑作用。面对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当局一时束手无策。开始也曾利用闸北青帮头目常玉清之辈，组织了安清同盟会、黄道会，制造了一些恐怖事件，然而收效甚微，反而激起如抗议诱杀司机事件的全市出租汽车司机大示威之类的大规模反抗。所以，当丁默邨他们捧出《上海特工计划》时，影佐、晴气之流大加赞赏，认为找到了解决的妙法。

于是，“七十六号”组建之始，就针对新闻、教育、司法各界，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特别是两统在沪组织更被破坏殆尽。丁、李及“七十六号”骨干大多出身两统，深谙其人事及活动规律，软硬兼施之下，两统元气大伤，人员或被捕被杀，或反水投降。特别是中统上海区，1939年9月，副区长兼行动组长苏成德反水，除区长徐兆麟、会计蔡均千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少数几人得隙脱逃外，全部被抓。1939年12月份，“七十六号”内共关押116人，除案由不明的27人外，其余89人中，以暗杀、暴动、内奸、谋反、情报及三青团、中央情报员、CC为案由者62人。该月，“七十六号”“判决”杀害9人，仅1名为强奸抢劫犯，8人分别为军统周希良、余延智、徐阿梅、詹森、王祥生，中统朱承我，三青团赵子柏、赵炳生。虽然其中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实是中共党员，但“七十六号”当时以两统为主要对手，则是十分显然的。

故而，早在1939年夏秋之际，两统就相继下达了对丁、李的制裁令，之后又多次催促。1939年12月，重建中统上海区后，即加紧了实施步骤。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就是中统对丁的制裁行动，可惜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