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三）

2008年发生了什么?

我的这篇序原先作于2008年2月，当时我以为中文版会在11月大选之前出版。因此我当时写的是对将发生事情的预测。在我对大选结果做出预测前，我说，如果过去对专家预言的研究能作为一种指标的话，我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之所以没有什么承诺，是因为一份报告研究了284名专家在过去20年里做出的2.7万份政治预言，结果显示专家们并不比普通人好到哪里去。我然后接着说，如果满足下列条件，民主党人将入主白宫和控制国会：（1）伊拉克战争仍然是美国人民的一大心病；而如果没有迹象显示这场战争将获胜的话，它就会是心病；（2）对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经济前景并没有变得更有希望；（3）民主党人能够再次将种族和宗教议题置于讨论之外。

后来出版方决定在2008年大选之后推出这本书，这样我就能将关于大选结果的一些新想法纳入进来。我们有可能来看看我早先的分析有多准确。大体上来说，我是对的，因为民主党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而赢得了大选：战事拖拖拉拉，继续惹恼了大量的美国人；经济严重衰退；种族和宗教问题一直处于讨论之外。他们的解释当然有一些道理。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战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要害在于，在选举日那天平等主义者确实曾经掌握了一点权力和选票，而他们却实际上把这些权力和选票让给他们最糟糕的敌人，小布什。他们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突显出矛盾”会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人民就会在反抗中崛起，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是道德上的激进分子，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投票支持民主党，因为后者通常被认为是既“腐败”又立场不坚定。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坚定的左派追求“纯粹”。

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仔细想想坚持通过第三党来参加选战这一主张，就会让他感到尤其痛苦，因为这一主张忽视了一个事实：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被过去的激进主义努力所改变了。首先是两党都创立了“预选”体制，在政府的资助下决定谁成为各自参加大选的候选人。其次是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它使得民主党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派—劳工—平等主义者政党。此外，正如我在第六章中解释的那样，有证据显示，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党预选内挑战的平等主义者，要比他们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常规选举赢得多得多的选票。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某些非常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2008年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左派激进主义者给美国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变迁中所固有的承诺。

此外，对平等主义者来说，即使他们不同意主流民主党人的主张，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变化来推动民主党朝平等主义方向转型。他们可以在民主党内形成一个由俱乐部组成的网络。事实上，这些俱乐部可以成为民主党外壳下的一个真正政党，他们有能力征集成员、收取费用和发展纲领，当环境允许的时候，他们可以从自己内部选出候选人参加预选。这一网络的目的，在于以进步主义运动的规划为基础，直接吸引该党选民的拥戴从而转变民主党。如果奥巴马的中间主义政策未能终结经济危机，那么，这一网络将成为一条建设性的途径，“从左翼”对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内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提出挑战。

通过第三党来参与选举是平等主义者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但他们还有一个第二大的问题：他们不再拥有一个让人激动的替代性的经济观，从而带给人民以希望。社会主义曾经扮演了这一角色，但是过去60到80年的历史显示，这一替代方案是有缺陷的。即便我们将苏联和中国在1976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边，说那是因为它们不发达的经济和独断的历史所致，这仍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得通过。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学原因，首先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设计出一种方法来分析那些管理庞大的经济体所需的海量信息。其次是因为被设计用来获取和利用这些信息的大型官僚体制变得低效和腐败。浪费、腐败、缺乏创新以及环境退化，也都曾是中央计划经济所引发的效应的特征。

中央集权的非市场计划作为一种貌似合理的替代性选择的失败意味着，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就没有了振奋人心的经济观点。虽然许多平等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特定政策建议，但是他们未能达成共识，为启发和引导整个经济体制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设定原则。大多数的平等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将市场包括在内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寻找替代性经济观点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平等主义者并不是没有希望，而且希望也许比大多数左派人士认定的要大，因为人们有可能将市场社会化，然后用它们来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就像社会学家戴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的著作所建议的那样。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市场加以更多的控制，使得它们运转得更加敏感。借用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术语，这一思路也许最好可以被描述成“通过市场来计划”（planning through the market），这名学者也曾讨论过通过市场实现更多的平等与公正的可能性。

但是，就算平等主义者决定以“通过市场来计划”为基础来创建一个经济民主主义（an economic democracy），并以此作为竞选纲领来改造民主党，他们还得改正另外一个与社会运动有关的错误。这里说的社会运动，包括游行、示威、抵制和罢工，即使在拥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里，它们也是社会变迁所必需的条件。平等主义者必须改变自己对“我们”和“他们”的界定，前者指的是希望平等主义社会变迁的人，后者指的是反对这一变迁的人。他们必须承认，通过那些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范畴，比如社会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性取向来界定“他们”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种做法制造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且忽视了人们改变他们想法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即使本书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围绕着阶级和阶级冲突而运转，也并不意味着政治冲突应该被锁定在社会阶级的框架内。政治涉及的是价值观、联盟和权力，而不是阶级。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仍然坚持以“工人”的名义去挑战“资本家”，哪怕理论家们无法就到底谁算是“工人”达成一致，以及哪怕无论怎样扩大定义，许多激进主义活动家都不能算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

与好斗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通常路数不同，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美国社会运动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更加灵活的冲突框架内，它拒绝将敌人界定成“白人”，而只是“种族主义者”和“顽固者”（bigots）。当时，种族主义者和顽固者包括了大多数的南部白人，以及不少北部白人，因此存在一个清晰的对立面，但与此同时，也为争取赞同融合的白人提供了空间。通过吸收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的宗教传统，这场运动利用了诸如宽容、赎罪和改宗这样的概念来打造一个“黑人—白人联盟”。无论人们的阶级、种族、宗教或者过去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他们相信黑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场运动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也正是利用这些观念，这场运动允许人们在不违背他们自我形象的情况下（比方说，得体和有教养的人），改变他们的态度。同样的道理，如果要在21世纪里聚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平等主义经济规划，一个“跨阶级”的联盟是必需的话（几乎所有的平等主义者都会同意这一点），那么，最好在一开始所使用的“我们”针对“他们”的议题的政治框架里，就不要按照阶级成分来界定“朋友”和“敌人”。

以这些分析为基础，未来的“自由派—劳工—平等主义者联盟”应该将“企业—保守派联盟”和共和党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将总体冲突放到“平等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框架内，除了避免将所有的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成员都妖魔化之外（许多平等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些阶级的一分子），还有另外两个好处。首先，在这些范畴内，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思想而转变自己的位置。其次，脱离敌对阵营里的人将促使其他反对者去思考改变自己的观念，并且使得剩下的反对者不再那么容易将挑战者妖魔化。全世界争取更大平等的社会运动经常都是由出生更高社会阶级的活动家所领导的，而在美国，也许尤其是这样。在2008年的大选中，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下面这一事实得以证实：好几位非常著名的保守派人士都公开声明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

最后，平等主义者还必须处理他们的另外一个错误。他们不明智地允许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的社会运动中使用暴力手段。这包括了作为全球正义运动一部分的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过去，有组织的暴力经常被视为是离经叛道者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但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发育完全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内，战略性的非暴力活动才是唯一行得通的瓦解形式，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内，大多数人民都接受社会的政治规范，而一旦形成了一个暴力的右翼反作用力的话，人们就会丧失大量的自由。此外，任何一种暴力手段，即使多少有点情有可原，都没有什么希望能推进平等主义的诉求：暴力战略和战术疏远了绝大多数美国人，而且没有逃脱政府的手心，在这个时代，政府能够很容易地就集结更优势的力量。正如一位伟大的墨西哥裔平等主义活动家、联合农业工人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的创立者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美国使用暴力手段是“错误的和愚蠢的”。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会导致平等主义者所渴求的结局，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可能战胜由政府所控制的有力政策和武装力量。

虽然非暴力是一种战略选择，但是出于两个原因，它必须在一个更大和更宽广的价值体系内被使用，那就是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信仰。在这一背景下，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稳定的民主国家中，战略性非暴力活动家的首要议题，就是创造和使用那些出其不意地打乱日常生活的战术，比如说引导人们走出他们的常规思路，或者破坏一些政客的选举机会，同时在媒体那里赢得正面评价。激进分子们还必须意识到，让步、解散或者撤退常常是明智的做法，这样他们下次就能以更强的声势卷土重来。他们必须了解，他们正在玩的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他们只能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变化，而不是通过在一场大对抗中的大胜来得到最终的成功。

尽管平等主义要想在短期内获得胜利存在很多限制，但是，我要清晰指出的是，您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和富有希望的时刻来阅读这本关于美国权力结构的著作的。财富和收入如今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上层美国人的手中，任何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的变化看上去都像是一场重大胜利。如果上层10%的人口只占有50%的财富，而不是他们现在持有的69.8%，那么剩下的人将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所以，当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试着关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自由派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抵制大公司，尤其是大石油和煤炭公司在国会的游说活动？民主党人是否在努力创建一个致力于帮助数千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的医疗保障体系？或者，大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有没有阻挠他们的方案？共和党人有没有能力资助任何也许能使他们重新掌权的政治候选人？共和党人是否还在试图转移话题，由进步主义的税收制度和政府对老弱病残的更多支持，转向对肤色、宗教信仰和同性恋的激烈指责，从而引起某些美国白人的恐慌转而投向共和党？美国会不会出现一个与您阅读这本书时不一样的新的权力结构，也许在2008年大选之后一到两年？

在结束这篇序之前，我想再说一遍，我对中国读者将能够阅读到我的书而感到荣幸。我研究与权力有关的议题已经超过40年了，但是我还在学习，努力做得更好。我只有两个承诺。我想尽我的能力去理解美国，同时我希望能够对那些憧憬更少官僚主义和更多平等的人们有所帮助。我祝愿您成为您所在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同时在您自己的国度为促进平等做出您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