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国民党的西北大开发计划

开发大西北，早在七十多年前也曾被提上议事日程，但那时政客与军阀当道，加上战争的压力，致使开发计划纷纷流产。回顾当年的历史，更使我们对今天与明天充满信心。

七十年前的西北开发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燃起战火，南京受到了震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当时国民党中央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同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以期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边疆建设决议案》，决定设立西北拓植委员会，西北诸雄如杨虎城、傅作义、马麟、马鸿逵等人忝列委员。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通过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内容洋洋洒洒，对西北的水利、公路、畜牧、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作了一番筹划。

当时，社会上谈论西北问题盛极一时，不少人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纷纷呼吁开发边疆，用西北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关注西北的社会人士纷纷成立团体，全国有37家之多，如开发西北协会、中国边疆协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西北问题研究会、新西北社等等。一批关注西北的刊物，如《开发西北》、《西北研究》、《新西北》、《西北问题》等相继创刊出版。各种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团纷纷到西北去考察。

1934年4月，蒋介石先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北，名义上是视察交通、水利、农业和教育，为开发、建设西北作准备，而实际上是为了安慰和笼络西北诸马。戴季陶在西宁各界数万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到了西北，认得是我们的老房兄弟，老房的亲戚，要知道应该帮助老家，发展家务。”

1934年5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视察西北，宋子文还送给西北诸马一笔开发经费，以增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1934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北，在兰州单独召见了马麟和马步芳，再由甘肃飞赴宁夏，安抚马鸿逵。

西北诸雄口头上也附和着要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开发西北，心里面却打着自己的算盘，惟恐蒋介石打着西北开发的旗号，向他们割据的地盘里渗透，彼此都心照不宣。于是，西北开发在虚虚实实、推推搡搡中时断时续。

到抗战前夕，西北开发成果寥寥。约略算来，陇海铁路从潼关艰难地延伸到了宝鸡，西北总算是有了一小截铁路；从西宁到兰州的公路建成了，无奈路况太差，被戏称为“稀烂公路”；上海到迪化的空中航线沪新线一度也开通了，但盛世才上台后，一意阻挠，使之只能飞到兰州。

对于西北诸雄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蒋介石无可奈何。他派出嫡系将领胡宗南率中央军精锐部队“天下第一师”进驻甘肃天水，震慑西北诸雄，以图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