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洪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箇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据此，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
一个小小的地方法院，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这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
在上海检察厅的催促之下，北京检察厅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虽然赵秉钧不可能愿意接受传讯，但他不能无视司法的尊严。他不敢抗拒，而只能称病逃避。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他说：“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
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秉钧：“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但在当时，无论总理还是总统，都还不敢在法律面前耍横。
由于宋案主要嫌疑人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但上海厅并不放弃，5月30日，在重要嫌疑人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则对法庭本身提出质疑：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既然如此，法官最后宣布退庭。一切都严格按照程序办理。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黄复生（就是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的那一位）、参议员谢持和宋教仁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3000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为宋教仁报仇。但是，周予觉被侦探追踪，很快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了一份假供，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以此抵消宋案的影响。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被捕。但谢持是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在国会抗议之下，很快予以释放。大概因为北京检察厅的司法独立的精神让袁世凯不满，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改组后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戏：上海不是传讯总理赵秉钧吗？北京就传讯黄兴。上海检厅秉公办理，黄兴于6月11日赴租界会审公廨，并且表示愿意赴京对质。上海会审却发现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拒绝送黄兴到案。
司法需要以强大的执法力量为依托，在缺少力量依托的情况下，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一个地方法院维护法律尊严的精神，在中国现代司法史上，应该说是光辉的一页。
摘自：《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 作者：李新宇 出版社：黄河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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