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袁除下令褫夺李烈钧军职，命令拿办欧阳武、李纯。17日，袁世凯发表斥责欧阳武的通电，从政治上声明自己的立场：“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他谴责欧阳“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但他对欧阳本人留有余地，认为“难保非佥壬挟持，假借名义”。7月21日，袁世凯又正式发布“平叛”通令，宣布“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
后人可以说袁世凯虚伪，也可以说他颠倒黑白、倒打一靶，但他紧紧抓住了“共和”、“国会”的旗帜，可以说头脑清醒，策略得当。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虽然落地生根不易，但公开破坏它，却还不得人心。
5月9日，黎元洪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后来的历史叙述把它看作阴谋，是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
7月18日，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曾致电蔡锷，希望他起兵反袁。蔡锷复电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
历史证明，蔡锷说得不错，黎元洪说得也不错。由于革命之后再革命，真的是内部崩裂，天下大乱，秩序全无。法律的神圣性、民主共和的神圣性，正是从此才被弃置不顾的。
1913年的共和国制度还很脆弱，是真正的“纸老虎”。它只是模型，不是钢铁铸就，更没有装备维护其尊严的铁的牙齿。但是，只要没人碰它，就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咬人。事实证明，在它面前，袁世凯也小心翼翼，不敢轻易碰它。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不要去碰它，一旦有人戳破，被撕掉、踩碎，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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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这段历史，上海地方司法机关是引人注目的。
宋案发生在上海，由于未能组成特别法庭，按常规归上海地方办理。也就是说，要归江苏省属的一个县一级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法律程序上自然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但是，上海司法机关的表现却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敬佩。
当然，首先还要提及那个时代的新闻自由。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落网后，查获的函电证据于4月25日得以在报刊上公布。如：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遯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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