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二）

宣告这个新流品意气高涨地跃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是顶着诸子百家帽弁的平民学者兴起,象征士流品兴起的典型则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将塑造着此下两千五百年士这一流品的基本性格,“他是中国此下四民社会中坚的士的一流品之创始人”。钱说确然。彼时,承孔子携其弟子群体进退由己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始作诵”之风气,不仅满天下都是士风尘仆仆的身影,而且战国诸君尊贤养士其风炽盛,以至上及卿相统帅的一切武职文职,几乎全落到新兴的平民学者手里，平民学者代替贵族阶级掌握了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并风动政治。诚如钱先生所举述；孟子在当时,最号称不得意,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所见如梁惠王、齐宣玉,都是当时最大最有权势的王者。孟子若肯稍稍迁就,不在理论上高悬标格,何尝不是立谈便可至卿相。在百万大军作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钱先生指出,"孔子以后,诸子百家群兴,他们全是士,士流品得势,贵族阶级被推翻,中国此下就变成了一个四民社会。"

战国的士常周游天下,或游学,或游仕,当时称之谓游士,钱先生谓“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分子”。他亦由是称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为“游士社会”,说：“在这个时代里,士是一个新的流品的开始。”战国平民学者意气昂扬豪放、进退自如的社会政治学术活动,充分表现了“士”之有丰富内涵的“流动性”和自由精神。此后,中国的士固然在社会演变政治风云中有各色变相,各种委屈,但在其内心企向上,在人格意态上,终不愿丢失此流动性和自由精神,这从后代学者对战国人物意气的想慕乐道上即可知。难怪称钱先生一直是他的老师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会认为中国存在着“自由传统”。

战国的士为游士,秦汉以后乃有士大夫、士君子之称。其时士农工商虽都叫"流品",钱先生认为,唯"士"是四民社会中的“特殊流品”,是“社会中坚”、“第一流品”。他直接从政治性上去说这一“特殊流品”的特殊性。他说,中国人对士之一流,有一种不平常的涵义,这就是“士”可以参加国家考试,跑进政府,预闻政治――“士是参加政府的一个特殊流品”,“只有这一流品是有权参加政府”。

由是,钱先生进而从士的社会地位诠表其特殊性,提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此所谓社会的中心,其最显见的涵义,即是形成士人政府,领导与控制社会。他说:“中国在秦汉以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领导与控制”。而钱先生称两汉社会为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为门第社会,唐以后为科举社会,亦正是完全着眼于士流品的流变上,以“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之观点为标尺,来划分的。按他的阐述,两汉的知识分子从郎与吏取出身资格而参加政府,政府与社会的枢纽即在此。魏晋南北朝,读书人都出在门第中,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而为门第的护符,门第成为社会的中坚与领导。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以考试举士,来组织政府；天下士人,一面多竞于此途,一面在社会上自由讲学,上下呼应,要转移世道人心。于是乎,秦汉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而“为农工商社会之高层领导中心”。

三、“士统即道统”

认定士为一流品的意义,在确认了士的独立的社会属性,即它不属于或说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阶级,是独立的自行其是的社会阶层,不仅在观念上与价值方向上是如此。而从参加政府来说明士一流品的“特殊”性,则是一政治现象学的角度。透过“参加政府”这个“特殊”性,当然也可以确认士的政治属性。但是,“参加政府”并不是士的整全的政治属性,更不能穷尽士的品性,而对其“特殊”性给出一个充足的说明,它只是其政治属性与特殊性的一个面相。至于社会的中心云云,严格来说,所揭示的,乃是品位,实亦未及品性。很可能基于这样的思考,钱先生对中国古代士的探究.并没有停留在对其“特殊流品”及政治属性层面上的一般揭示,而是全幅地揭示其社会性政治性,并深探入具有整体意义、本质意义的文化性宗教性上。由是,他确定中国古代的士为承担文化使命与指导政治双重责任的双料和尚或半和尚的超越性格,进而纵贯地提出“士统即道统”这一历史文化观念,这是他论士与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

依钱先生之见,孔子作为中国四民社会中坚的士一流品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社会以及整个文化系统上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影响,其中,士的最基本品性即是孔子所规定所示范的：“士志于道。”从钱先生的有关阐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此“志于道”,是全幅意义的,展现开来说,凡求道、问道、讲道、明道、传道、用道、行道云云,都是此"志于道"在现实人生中的生命表现、实践与目标追求,士是"道"的承担者与实践者。钱先生认为,孔子之教,原就偏重在当时士一阶层,实际上亦可说是一种“士教”,希望“士”承担起“道”来。曾子发挥师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自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是孔门儒家所指道的内容规定或内容真理,谓"仁以为己任”,犹云“道以为己任”。而孟子所谓“士尚志”,钱先生诠解说,即尚其所志之道也。

这就是说,士的职责在道,或说“志于道”是士的身份资格的主要规定与本质属性。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负担“道”的职责上,去看士的品位与性格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士,不像西方的教士,也不像西方的律师;即如现在的专家知识分子科学家以及政治家实业家之类的高层管理人员,也还是不合称为士。此即是说,士的品位,主要从“道”一层面上去说,而不是落在“器”的层面上去说。钱先生于此引孔子言“君子不器”以证之,说孔门四学科,文学中之文,为求道讲道明道所资,并明确认为,士“不仅是一个有智识的读书人”,“志于道”的读书人始是中国古人所称的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入士的品位、做一个士,有专业知识技能只是一材质性的必要条件,“专于道”才是一充足条件。

钱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士”之具备“智识”与“志于道”的两重性的揭示,其实倒是很近乎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的。于此,钱先生高弟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有一段话,涉及西方知识分子的特殊涵义,足可资为乃师之意的诠释。其文曰：“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践。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从下面将展述的钱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余文所谓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即"道"的维护者之意;所谓批判、推动云云,亦实乃“志于道”之事；至于所谓宗教承当精神,更是“志于道”中所涵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