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传统文化:钱穆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一、概述:钱穆史学中的重要项目

中国古代的士,其义相当于西方近代出现的被人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此一“知识分子”意义的中国的士,有绵延不绝的两千多年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士原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以致将士视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几成海内外讨论中国文化的共识,钱穆先生很重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哪里?即在中国人身上,而主要即在士。中国的士,在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意义特殊价值。它十足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文化“绝对相异之一点”，即在中国社会有此一士的传统。由是他又认为,治中国史,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及政治体制,对此一重要现象,实在不能不深加注意。并指出,顺着士这一传统去讲中国史,可能是一条讲得通的路线。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研究,是钱先生史学中的一重要项目。

钱先生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专门对象的研究言论,就其论著篇目看,除了散见于《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文化丛谈》、《历史与文化论丛》、《政学私言》、《民族与文化》《晚学盲言》、《学籥》、《中国思想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作外,其最要者,乃集中在《中国的智识分子》(收入《国史新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与《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收入《宋代理学三书随礼》附录）三篇专论中.其中,《中国的智识分子》文采飞扬,精妙绝论,可能是钱先生一生中最能表现他学思精熟顺畅、运椽自如的一篇上佳之作,也可能是当代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典范史论。它将一部二十四史中的士之随时升降进退、真伪正歧、才气品性、风韻神致,描画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就其内容看,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部分。古代部分,乃对于士的品格、属性、精神以及其历史作用、影响等的评析?这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基础研究。现代部分,则主要是为现代知识分子诊病。

其研究的品格,则是历史的、宏观的,纵或其描画可能被目之为偏倾于理想型,却在在都有史实的支持,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其基本特点，乃顺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而阐说,将士的阶段表现与其共通特性结合着说。表现为语言特点,则较“雅”。然此并不能妨碍我们用现代的"俗"语言去理解与诠释,亦不能损害其研究与影响。钱先生的高弟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重视有加,著《士与中国文化》。我看,不论是从学脉上说,从重视之精神意绪上说.还是从具体的研究上来说,都实与乃师有踪迹可寻的联系,有不少观点明显是对老师研究的发扬光大。

本文,主要就《中国的智识分子》三篇专论为根据,展述与诠释其古代部分。钱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士之研究,依其中心观点来概括,可概括为：士统即道统的士中心论,其动力论的表述则为中国的士是中国历史上一条有力的动脉。这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一项重大揭示。

二、“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是钱先生论士与中国文化、或说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的首要观点。这是他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平实考察与士的品位属性之认定,加以阐述而出的。

据钱先生的考察,士是中国社会一流品。而士之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中有特殊地位、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的一流品,其事则自孔子始,此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移步换形相关。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问题,整体意义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钱先生当然不会接受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与特征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斯大林式结论。他采取的其实是一现象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平实地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一个四民社会,中国社会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四民指的是四流品,士就是这四流品中之一流品。

何谓流品?“流”之文义,不难解,行也,移也,,变也。遮拨地说,不滞、不凝结也。此一查阮元的《经籍篡诂》即可知,不须在此繁征博引作考据。顺此文义,可知中国历史上之所谓流品,乃指谓虽有其自身职业与属性特征,但却不凝滞固结而可流动的社会群体,亦即不是社会学上如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那样壁垒深严、鸿沟远隔的瓦尔纳,以及西方社会那样对立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此正是钱先生对流品之意义的说明。他明确说,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流品“不是阶级”。

钱先生认为,在四民社会中,农工商三流分担着人生实际工作,好讲；唯“士”的一流品最难讲,一定要把中国社会具体而详细地讲出,即将士置入中国历史实际中,始得真明白其意义。他首先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中,揭示孔子以下士一流品的产生,进而揭显出士的特殊性。依钱先生之见,夏商周三代已有士的存在,而且如春秋时代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叔向、子产等人,都已成为后来中国典型学者的原始模样;但作为有特殊地位、意义与价值的新流品则开始于战国时代。他指述,夏商周三代,也可说为一封建社会,有对立的贵族阶级(君、卿、大夫)与平民阶级（农、工、商)之存在,尽管封建形成、贵族阶级是纯政治性的。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演变发生,到战国时已不再有阶级意义的贵族与平民之分。贵族阶级的政治特权被取消,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也获得解放,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私人工商企业新富人。原先介在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中的士乃脱颖而出,其人员亦或由贵族堕落,或由平民升晋,而壮大,终成一新的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