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三）

三

无论是否同意胡适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和对整理国故的种种意义的阐发，无法否认的是“整理国故”在学术上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是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分不开的。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裨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并且必然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整理国故运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许多丰硕而重要的成果。如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的《古史辨》对长期被视为定论的中国上古史的怀疑，引起了对中国上古史持久不衰的争论和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深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领导下，突破文献范围，对安阳殷墟多次进行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胡适本人当然身体力行，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学术研究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具体地说，胡适国学研究的成就主要在古典小说考证、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水经注》的研究。

他二十年代初起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就以其方法的的新颖和论证的严密确当，竖立了一种新的学术典范。在《水浒传》研究中，他采取对某一历史“故事”的演变作历史追踪的方法，对有关民间传说、野史、话本等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形态追本溯源，指出该书是经过几百年民间传说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总其成的。《〈红楼梦〉考证》可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影响之大直到如今。他以书的内容为对象，广泛搜罗有关著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版本，经过细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来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只是作者的自叙传。此论一出即引起轰动，为学界接受，并开创“红学”研究的新方向，被称为“新红学”。此一学派至今仍常盛不衰，为“红学”中的主要学派。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较早地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这部著作首先将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强调民间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学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并且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将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史料。这些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

胡适以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肇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也是终生不衰。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开山之作，是第一部用现代哲学眼光、方法衡量、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对后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他对禅宗史的研究也是终生不缀，既有全面细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又有客观中肯的思想理论分析。在这方面，他也著述甚丰。后来，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专门将胡适发表的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著述汇集成《胡适禅学案》，成为禅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胡适的晚年，他几乎倾最后二十年的精力于《水经注》的考证、校勘和研究之中。他的初衷是为“乡贤”戴震洗冤，但实际带来的考证、校勘、目录版本等方面的成就却不容低估。尽管有人认为他花二十余年的精力于此案的研究十分不值，但若以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来看，这一研究还是极具学术意义的。

可以说，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踏上历史的舞台起，终其一生末停止过对国学的整理和研究。从学术影响的广博和深远来看，本世纪还罕有其媲。

四

胡适的国学研究除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之外，当然还有其个人的原因和意义。

从个人文化根源上看，他可说是从小就受到“国学”的教育，对此自然有种“亲和性”。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政治腐败、剧烈动荡的社会中，沉浸于国学研究之中无疑是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安慰。对此，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曾在1914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德国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此意。”胡适回国后，国难频仍，热血青年无法安于学业。对此，胡适便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劝诫青年回到教室，以歌德为榜样专心向学：“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指歌德，笔者注）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

但在乱世中潜心国学并非胡适一人的个别现像，却是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如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红烛诗人”闻一多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潜心国学十余年，甚至连楼都不愿下；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如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还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如前所述，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介入社会政治、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