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

张鸣：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的一九一九年，胡适却突然提出了要“整理国故”的号召。此论一出，便引起争论。有人热烈响应，并身体力行，使“整理国故”运动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赞叹、堪称丰硕的学术成就。这对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无疑有着不容否定的巨大意义。有人激烈反对，指其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不仅有复古倾向，而且别有用心，要引诱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钻进“故纸堆”，置民族国家之危亡于不顾，实际为统治者服务。这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在当时的情境下，甚至引起了青年更多的共鸣。

这些称赞或批评当然各有其道理，但在近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称赞与批评或已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以客观、从容的态度对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背景、本意及其意义作一历史的探讨和理解。

一

一九一九年年末，经过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试图对新思潮的目的、内容和意义作一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胡适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在这一纲领中，“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位思想先进中，胡适却又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的确有些出人意外。但在胡适而言，这却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讲究学术渊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有种种武断的成见”和“可笑的迷信”。针对这些，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所谓各家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主要是针对几千年“独尊儒术”所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体统的儒学教条，剥去其被视为“万古不易”的神圣之光，而对从前被视为异端邪说因而不被重视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作一客观评价，阐发其中的合理因素，“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对于“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作出激烈批评：“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几年后他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因此，人们不应指责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更不应以“全盘、激烈、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来批评胡适。

但是，胡适在不同时候，针对不同问题，对这一题目的侧重与说法却又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矛盾。正是这些不同，引起不同的理解和后果，也引来了有时甚至是互相反对的种种批评。

其实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几个月，他在给毛子水的一封专论“国故学”的信中对学术研究报“有用无用”的态度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应当摒除的“狭义的功利观念”，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为了强调此点，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在给胡朴安的信中也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但他自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实际并末遵循为学术而学术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而是以打倒儒学、“再造文明”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具有明确的现实的“功利观点”。把发现恒星这种“宇宙之大”与发明一个字的古义这种“苍蝇之微”等量齐观，显然失衡，不够恰当。但由于胡适当年的巨大声望，这一观点当时颇有影响，确有诱人远离社会脱离实际，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之弊；如果过份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也容易引发“复古”的倾向。

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写下一篇篇扎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书评、序、跋；创办《国学季刊》，并发“宣言”；推动古史讨论，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广大青年大力推荐……整理国故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同时，这一运动也确有如上所说的负面影响，不仅引起了他人尖锐的批评，也引起了他自己的警觉，又多次撰文提醒青年不要“钻故纸堆”，颇为矛盾。

一九二七年，针对对整理国故是“复旧”的批评，他写了《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对整理国故运动作了进一步的辩护和解释。他说之所以要整理国故“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也就是说，其目的并非“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思的怀旧复古，而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是对传统批判的继续与深入。

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很清楚，这一运动实际很容易将人引入“故纸堆”而难以自拔，所以在一九二八年夏，他又写下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对清代学者的治学的考证学方法大加推崇的同时，却格外强调“材料”，即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虽然与西方学者的方法一样“科学”，但却只以“故纸堆”作为研究的“材料”，所以对国计民生无大作用，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我们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典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同时还以自责的态度写道：“所以我们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及早回头想想，单学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一方面反对“狭义的功利观念”、提出整理国故要坚持“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为学之道，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捉妖”“打鬼”、进而“再造文明”作为整理国故的纲领和旗帜；一方面力倡“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又唯恐青年人因此而“钻故纸堆”，所以用“废物”、“死路”等惊人之语提醒青年应“换条路”，走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活路”。这种自相矛盾与其说是胡适的思想混乱所致，勿宁说是客观环境使然。在一个安定、正常、合理的社会中，学术与政治相对隔离，“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文化的积累意义殊深，无疑也是为学的正途和常态，本不成其为“问题”。这是胡适所追求、向往的，因而情不自禁屡屡提倡。但在正处社会转型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冲突格外尖锐、激烈，整理国故的确又极易为守旧者所利用，为旧势力张目，这是胡适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不得不对此又充满警惕，意识到在这种情境下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在近代中国，“学术”实难摆脱“政治”的纠缠。在这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又希望能以学术来“解放人心”，以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将新文化运动中迸发出的虽启人心智但确有些失之浮躁的思想火花经过深化和段造，作为民族新文明的基质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