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二）

二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藉此证明“科学”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泊来品”，因此，提倡、宣传“科学”也据有传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要藉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打通”二者的一种积极努力。

胡适的科学观，是以属于经验论（Experimentalism）哲学传统的“实用主义”（Pragmaticism）为基础的。他将“Experimentalism”译为极富自然科学意味的“实验主义”，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哲学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一种“科学”的哲学。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这种哲学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验的方法，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他强调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这种哲学，实际是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思维术”（思想方法），即他所推崇的“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的“杜威所说的思想”。他对杜威所说思想方法的五步说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这五步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解释的过程中，反复举清儒毕沅、王念孙等朴学大师对《墨子》一书的考订为例，来说明这“五步”的“科学”正确，也就是说，他实际认为这两者间有某种相通之处。他认为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可从“怀疑”、“事实”、“证据”和“真理”这四方面来说明，在他对这四个方面的阐释中，科学的本质还是实验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试验室的态度和方法。由此，他发出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号召，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在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同时对“主义”却大加批判：“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馀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显然，他的“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在他的心目中，清代汉学便可说是只研究“问题”、不过问“主义”的典范。

当然，在这方面他的论述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坚决反对“主义”，但大力提倡的“实验主义”本身实际也是一种主义；对清代汉学的方法推崇备至，但却又有严厉的批判：“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当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认“清儒”具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认为不同的后果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造成的，强调“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在他的心目中，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方法的精神，这是比实际的科学研究和结果还重要的。但是，欧洲科学已经发达了好几百年，但只到晚近才有较为完满的“科学方法论”的提出，“这都是因为高谈方法的哲学家和发明方法的科学家向来不狠接近，所以高谈方法的人至多不过得到一点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趋势；所以创造科学方法和实用科学方法的人，也只顾他自己研究试验的应用，不能用哲学综合的眼光把科学方法的各方面详细表示出来，使人了解。哲学家没有科学的经验，决不能讲圆满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家没有哲学的兴趣，也不能讲圆满的科学方法论。”因此，“整理国故”在胡适看来也是哲学和科学互相结合阐发、总结和提升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的一种途径。

他认为，宋明理学中即含有某些科学精神的因素，如程朱提倡“格物致知”的“即物而穷其理”“便是归纳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是狠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但是，由于“科学的工具器械不够用”、反对实用、“丢掉了具体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澈大悟，决没有科学”。而且，由于没有“假设”和“实验”这两个“科学方法”的“重要部分”，“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对陆王心学，胡适认为也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和意义。他认为，由于陆王一派主张“心外无物”，所以他们对“物”的定义，即“意所在之事谓之物”的范围可大到无穷，比程朱一派实以“圣贤之书”作为“格致”对象的“天下之物”的范围要广得多。另外他还认为陆王提倡“《六经》为我注脚”和“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等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而“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便是学问革新的动机”。他得出的结论是：“程朱的格物论注重‘即物而穷其理’，是狠有归纳的精神的。可惜他们存一种被动的态度，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贯通的最后一步。那一方面，陆王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这种自动的精神狠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的格物法。程朱的归纳手续，经过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他不厌其详地以音韵、训诂、校勘为例，细致分析汉学中的科学精神。他写道：“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点科学的精神。”最后，他将清儒的方法概括为“（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对“科学方法”最为简约的概括，后来他多次说明此点，以至成为“胡氏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由此可见清儒的“汉学方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所以他多次表示，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种种考证的目的是“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在晚年他依然坚持认为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发展史与中国古代的学术“方法都是一样的”，他不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而考证中国古代小说是“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很明显，他始终认为在各门学科间有一种最基本、最简单、一成不变的共同的“科学”方法。

另外，他之所以要不惮烦难地从国学中一点点地整理、发现“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因为他想证明“如果正确地解释儒学，将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反。我不但认为儒学将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培养、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而且儒学的许多传统是非常有利于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的。”这段文字写于1933年，但在50年代末，即他生命的晚期他甚至认为：“我有意未提中国哲学中的科学内容，不仅是由于一个明显的原因，即这一内容与西方最近四个世纪的科学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还因为我认为，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精神或意识态度及科学方法要比天文学家，历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或园艺学家的任何实际的或经验的结果都要重要得多。”依此看来，中国的“清儒”对科学的贡献和作用要比西方近代科学家重要得多！这当然不正确。但贯穿胡适几十年的有关论述，不难看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科学”在中国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