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五四（二）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线。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对警察，也不采取对抗手段。但是，凡是爆发运动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第一次抓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塌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了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跟后来文革的红卫兵相似。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运动爱国主义凯歌遮避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和解放，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下面，就自动萎缩，连一向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惟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自己也对五四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无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