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五四

五四过去90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90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其实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虽然是中日双方面的，但却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了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跻身政治决策核心，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炸发生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