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二）

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