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