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

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知识精英忧虑：清末的政局跟当今中国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世袭制复辟，在清末是皇族内阁，当下则是所谓太子党问题。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一万起，而二零零七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九万多起，二零零八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二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麽大的国家，一年不过一万馀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

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儘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

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十二个内阁成员，九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五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

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士绅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麽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一九一一年已经历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赔款，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自己当政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馀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麽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著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

但在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

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制度障碍，都可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何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製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汲取了一九八九年**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襟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

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麽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馀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自己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麽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著深深的裂痕。

中国社会三大隐患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著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佔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官民衝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越演越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著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著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很大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

如此，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若拖到不能再拖时，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