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访谈：站在历史的街头（二）

1870—1930的成都街头

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街头文化的重要性何在？或者说一个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究竟在哪些方面起作用？

王：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现代市政设施在中国城市出现以前，街头不但给城市生活提供了各种需求，还成为邻里或社区最基本的单位。“街”的概念（如“街坊”、“街邻”、“街众”等）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强化了人们的城市共同体意识。城市的街头体现出该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代表着该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中国，一位外来者可以通过观察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公共庆典等特征，把一个城市与另外的城市区别开来。对城市街头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到社会底层对这个城市进行系统考察的切入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该城市的人民、社会及其政治控制。

记：您在书中选择了1870—193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研究，为什么？

王：本书的时间跨度从1870到1930年，也即是以太平天国后社会的重建到成都市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后不久。从全国范围内看，这一时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国民党统一这一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的剧变。从这个研究我们看到，全国性的事件是怎样或多或少地影响成都—这个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的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入侵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重新建构，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民间传统的威胁，并导致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

再考成都茶馆

记：您的成都茶馆研究一书已出了第一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中译本问世？第二卷的写作什么时候完成？您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我关于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一卷大概要明年才能见书，书名是《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也希望能在明后年完成。目前我正在集中精力撰写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虽然这个课题从七、八年前便开始了，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成都，除了坐图书馆、档案馆外，便是泡茶馆，实地考察，采访各种茶客，但我估计仍然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我喜欢慢工出细活，一旦出版，就希望成为传世之作。好在我刚选为美国国家人文科学中心2006—2007年度研究员，从今年9月开始，将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在该中心进行一年研究和写作。这样，第二卷的进程将大大加快。至于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但肯定是与四川社会文化有关的课题。

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个人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王：在西方不习惯抽象谈历史观，历史观经常是与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倾向于微观史学和下层史观。虽然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我们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个人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心态和毅力，我们可以从那里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而发现了明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可以说，我的《街头文化》和快要出版的《茶馆》，便是我这种史观的最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