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访谈：站在历史的街头

■2005年，《街头文化》一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该书从1870年到1930年成都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

■从该书中，既可体会到成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

采访手记

2005年，《街头文化》一书，因“在学术上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两年一度颁发的“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在关于成都的众多著述中，王笛先生的《街头文化》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后的，但肯定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在那些有关成都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读到的是名人的逸事、个人的回忆以及对这个城市多少有些沾沾自喜的描写，很少有作品能像《街头文化》那样，以谨严翔实的细节还原给读者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成都。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笛先生为什么执意于1870年到1930年的成都？为什么特别关注成都的城市公共空间与下层民众？《街头文化》的背后有王笛先生如何的情感支撑？我很想了解。当然，我更想通过这个采访让读者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的变化与我们的身心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以至于微小的变化也让我们灵魂不安。

成都，记忆的闸门猛然打开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王笛先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好吗？

王笛先生（以下简称“王”）：我1978年进入川大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直接读中国近代史硕士，师从著名史家隗瀛涛先生。1985年，我毕业留川大历史系任教，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是当时川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1989年我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跨出封闭的世界》完成后，我彷徨了好长一段时期，因为好像这本书融进了我的全部智慧，再写东西很难超越了。因此，1991年我赴美，万事从头起，在一个新的学术环境中，潜心认真读了很多书，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大师罗威廉教授，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然后直接到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2004年升副教授并获终生教职。

记：在您生活过的城市中，哪一个城市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王：当然是成都了。成都是我的家乡，可以说我对这个城市有着很深的了解，也可以说我是在成都的文化氛围中孕育成长的。当然，应该说当我生活在那个城市的时候，对她的文化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但当离开她的时候，当生活在一个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时，记忆和感情的闸门好像才猛然打开了。

记：您在选择街头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选择成都？

王：这本书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试图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的对象。小街小巷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即使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遗留的物质文明仍诉说着过去。但它们正在我们的眼前消失，虽然十分缓慢，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面貌。通过对街头文化的研究，我希望藉此开辟一个新的窗口来理解这个变化中的中国城市的社会和文化。至于为什么选择成都，因为成都是一个内陆城市，近代以来所受的西方冲击比沿海小得多，所以传统文化相对保留得多一些，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而且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因此，对成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有了一个更全面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