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日常生活”的历史（三）

“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喇叭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于是，人们不得不论证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叭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

“常识”凡人皆有，确不足贵，然而一旦“缺乏常识”，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荒诞、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就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和本质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而且，生活的恐怖与荒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例如，从苏联作家爱伦堡在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这一生活中的细节，便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当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但遗憾的是，这种“细节”却很少进入“历史”；偶被记录，则弥足珍贵。

三

因为，要让芸芸众生进入“历史”的确不易。“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累累“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进入“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纷繁复杂，许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于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背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笔者当时从农村回城探亲，也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一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卷”畅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卷”，买线袜要“线票”，这些卷、票非常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笔者至今记得，各种问题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老头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同时，对不少外宾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却有国人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一类的论据）。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因研究工作需要突感其重要，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包括笔者在内）将其保留。日常生活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

更严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献”与“生活”实际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于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报道，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而真实的凄惨根本无人敢记录，因为这是“破坏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这在当时不仅罪可入狱甚至有杀身之祸。“真实的凄惨”就这样完全为“虚假的盛大”所取代。历史留下的，就是这种“盛大”。同样，当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时“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走完“后门”却都还需要完备“正常”的手续，所以若查档案，群众推荐、表现优秀、基层组织审查批准……各种“合法”手续一应具全。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完全以档案为准，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走后门”的“历史性”结论。“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形塑的。

看来，在档案之外，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治史者对此尤应注意。

四

那种只有“宏大述事”的历史观，自然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30年拟就的《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因为从中可以引起诸如汉代的奴隶是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记载这种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将来的史家还得靠那'识小’的不贤者一时高兴记下来的一点点材料。”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于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提倡一种新的历史学。经过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年鉴学派”终于蔚为大观，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着意于历史“短时段”、着意于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研究的传统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着意于日常生活与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年鉴学派使“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从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种“史观”出发，一磅胡椒的价格，一纸通知，一个项圈……这些过去无价值、不保留的“材料”，现在都获得意义，都成为重要的“史料”。

“识小”者未必不贤，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终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其实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意义的确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