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法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即由此时始。
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成为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二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或许恰因为此,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复存在。
为达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运行二十余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解散,这实际也是农民消极抵制的结果。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分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这,本是生活常识。
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夫妻,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安全感。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那时每天每人都要各有几十分钟的“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种集体仪式“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或上学的必须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请示”“汇报”)。葛剑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被免去“早请示”,但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付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表示念、唱)但压低声音(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痛疼,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干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非“样板”的一切都被严禁。人们的发型、头发的长短都有严格的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于几寸,着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