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其四戊戌政变（二）

康有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史学圈子以外的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个改革家，而圈子里的朋友，除了承认他的改革家地位外，却每每对他颇有微词。前些时候读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康有为由狂入怪论》。这类立论的角度，除了对康，在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中，真是不多见的。当年，御史文悌曾上奏严参康有为，说他常常晚上来访，车中携有衾枕，行踪诡密。经向康的随仆打听，是跑到住在东城锡拉胡同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家去投宿。康为自己辩诬，说他在内城活动时，晚间借寓金顶庙。庙中没有铺盖，所以只能自备行李，而决非住在张家。这个解释也有点儿勉强。因为金顶庙属于出租房舍的“庙寓”，在那儿投宿的人很多，难道都是带着被褥去的？就算庙里没有被子，康也可购置后放在那儿。一个正六品的“处级干部”，老是带着铺盖卷儿四处周游，确实招人生疑，至少也表明他是个行事怪僻的人。

行事怪僻是个人习惯，但康有为的怪僻更表现为他的极端固执，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狭隘和不成熟，也注定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滩暗礁走向胜利。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代，在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领导改革走向胜利的领袖人物的时候，却无人足以担此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康有为看作变法的策动者，把光绪帝看作变法的支持者，把慈禧太后看作变法的反对者。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源于康有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和后人对康有为之说的轻信。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康有为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但学者们出于种种善良的考虑，没有对康有为的作伪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专业论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反而为他隐讳，结果又造成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和读者的不幸。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当承认：作为改革思想先驱，康有为提出的整体变法主张，在最初实施时，其实是获得皇帝和太后共同支持的。皇帝颁布改官制、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设邮政、裁军练兵等措施，事先全都征得太后同意。从宫闱的角度论，慈禧不算是个有懿德的贤后，但在治国上，她还是个通达的女人，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必须变法以求生存的客观形势，她也了解。她不搞“引蛇出洞”，明明不同意的事也先同意，让维新派表演一番再来收拾。当然，对于变法，她的认同是有界限的。康有为引入的立宪法、开国会等激进的西方政治主张，她就不能接受，但皇帝同样也未必会接受。所以光绪和太后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过于贬斥她反对变法，并不符合实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

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可是太后和光绪帝之间，却有权力之争，也就是对治国的大政方针竟谁最后说了算的问题。三十多年间两度垂帘听政，使太后成为实际上的女主。光绪亲政后，她名义上退居二线，但她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使得本非皇位继承人，又从小在她监护下成长起来的光绪依然有名无实。当光绪感到痛苦，想通过变法向太后索回权力以“独振乾纲”的时候，这种斗争就变得激烈和残酷。光绪发现，他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们以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党”，领衔者为翁同，其实不然。翁是书生，不是权臣。说他想藉帝师的声势主持朝政升大学士则有之，说他为皇帝为自己在政治上勃兴而与太后争权则未必。——当时所有高级官员，即便彼此在政见上有重大分歧，却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尽量不卷入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纷争，久居官场的翁同，又岂会引导皇帝去与太后搏击？时人说他“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可见晚清政坛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党”，光绪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孤家寡人。

1898年春夏之际，光绪帝亲政有十年了。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割台赔款的屈辱，经历了德国强租胶州湾和俄国强租旅顺口事件，中国的国运越来越坏。光绪帝强烈地想要有所作为。他开始起用新人。康有为以其炽热的变法言辞吸引了光绪的注意。康是想通过依附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介入，使帝后关系中大大地增加了复杂的因素。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拒绝转递该部主事王照建议皇帝奉太后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访问第一站的奏折。公开的理由是日本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和李鸿章在日本都曾遇刺，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显然是对本部下属这种耸人听闻、标新立异的主张不以为然。光绪认为二人阻挠言路，将他们连同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而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四级，以示激励，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

这事极大地象征了光绪帝广开言路、起用新人的变法决心，也是他借题发挥，为自己树威的一个举措。但处理过严，于法无当，激起老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太后感到了皇帝隐隐发来的攻击力量，她对光绪变法的支持，在干部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转捩。此时主政的大臣，总体上都具有洋务倾向。毕竟已是19世纪末叶了，积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对于世界大事也有所了解，只是观念还比较保守，要他们拿出新思路也比较困难。但冲突的真正焦点在于，皇帝驱使不惯这批老于世故的官僚，注定要搞自己的班底，而大臣们看不惯康有为和一批资历尚浅的后进，觉得小臣的得势预示着自己的没落。变法图强的宏愿最终变为纠缠不清的人事纷争，从太后与皇帝的权力再分配传递为老臣和小臣的权力再分配。

带着情绪，军机大臣荣禄曾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这种想法，对其他感到大权旁落的枢臣，是极易得到共鸣的。而康有为认定老臣必然是改革的阻力，当面向荣禄发出挑战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双方如此杀气腾腾，矛盾又怎么会不激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