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城墙尚未拆掉的时候，北京城包括内外城两个部分。内城是明初永乐帝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皇宫为中轴，将城区分成东、西两半。也就是现在地铁环线所包围的整个区域。到了清朝，旗人全住内城，王公贵族的府邸自然也就建在内城里。外城紧挨着内城的南部城墙，修筑于明嘉靖年间（1553年前后）。由于是新城区，商业区和各种娱乐业、餐饮业在前门一带有较大的发展。居民住宅则集中在靠近前门和宣武门、崇文门一带。因此，历史上北京有“东富西贵，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说法，不是后来人敷衍出来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更不是现在某些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自古以来南城“风水不好”云云。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外城，尤其住在宣武门以南一带区域。在他们的笔下，常把这里称作“宣南”，而自称“宣南寓客”。那时候，因为外城空地较多，房价不贵，所以也成为各省会馆集中的地方。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多借寓会馆暂居。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此组织过著名的“宣南诗社”，观花饮酒，赏碑吟诗，潇洒而风雅。宣南虽说是个笼统的地域概念，但也是可以大致匡算一下的。当年外城房地产开发缓慢而有限，从宣武门向南一千七八百米直线距离（即今枣林前街至南横东街一线）之外，便没有营造街区和住房，因此可说宣南的南限到此就终止了。它的东西方位，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左右展开，进深也不很大。这一带的崇效寺、法源寺，以培植牡丹、丁香等花卉著称于京师，是文人雅士爱去的“花之寺”，也是人们谈论宣南旧事时常常会提到的地方。关于“花之寺”，我是在沈渭滨师的大著《一八四○年》手稿中叙及林则徐早年在京活动时，首次读到的，因此更增添了对这一区域的浓厚兴趣。“流寓”过宣南的名人真是灿若群星。可惜现在难以找到这些旧居遗址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光绪年间，李若虹编撰的《都市丛载》，记载了当年384个会馆的名称地址，这些会馆，如今悉数无存。1988年底，为了寻找康有为的故居南海会馆，我去宣南作过一次踏访。南海会馆地处米市胡同43号，在它附近的135号，是清末军机大臣潘祖荫的祠堂；64号原安徽泾县会馆，则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著名杂志《每周评论》编辑部。若再往前追溯，明代权相严嵩的别墅“怡园”，也在这条胡同。米市胡同西面的菜市口胡同，明代叫绳匠胡同，清代演化为丞相胡同。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府第在胡同的7号，另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府第在斜对门的12号，所以称它丞相胡同确不为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住在这条胡同。再早些时候，1841至1844年，曾国藩也曾在这里住过三年。胡同里，还有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安徽休宁会馆。丞相胡同南部与北半截胡同相交，张佩纶、张人骏叔侄曾住在北半截胡同，想来张佩纶去拜访李鸿藻，是极其方便的。丞相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的交会处，有个破烂的大杂院，就是当年极有名气的广和居饭庄。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已属于城市中心地段。岁月的风霜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使得几乎每一个四合院落，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只要有点儿历史知识，熟悉宣南的沿革掌故，在这一带小胡同里转悠，看着一块块红地白字细长条的胡同名牌的时候，仍会如同遇到久违的故人，产生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那些写在书中的名字，仿佛都站立起来，化作一个个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血肉之躯；他们入值访友乘坐的骡车似乎正从胡同里辘辘驶过，家人手里提着的灯笼，也在风中晃动着火苗；而一扇扇或启或闭的门扉里，主人正和朋友议论朝政、切磋学问、闲谈风月……?
南海会馆曾是分四路前后四进的大型院落。北跨院的中间院子，从前叫做“七树堂”，以院中的七棵葱葱郁郁的老槐树而得名。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历次进京赶考，乃至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策动戊戌变法，都住在七树堂的三间西屋。康有为曾浪漫地把南海会馆想象为海，自己乘着一叶轻舟在海里作汗漫（漫无边际）游，故把居室命名作“汗漫舫”。站在“汗漫舫”的门口，我轻轻叩门。屋里传出老太太的声音：“谁呀？进屋吧。”“汗漫舫”的正房很黯淡，墙皮剥落了，积着厚厚的灰尘。门的一边，放着液化气灶。另一边有口大水缸，缸上用三块木板做盖，这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墙角里堆着几棵大白菜。一位老妇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缓缓地用调羹搅和着搪瓷茶缸里的麦片糊。我说明来意：想看看康有为的故居。老妇人对于这样的访问毫不意外。她介绍说，三间西屋，北面那间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开门户进出。南套间是她家的卧室，中间有小门相通。卧室凌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僵卧着瘫痪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岁了，名叫关胜勋。他的祖父关文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进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后来编撰《光绪朝东华录》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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