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其二李鸿章（四）

五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龢的权势正

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作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总理衙门的那帮同事，他在家信中评论说：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李鸿藻迂腐更甚。又说翁同龢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间，惟恐失权，翁的能力实在不足以肩担此任。

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当时官场中，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的中枢机关。清中叶，雍正帝恐内阁专权，设军机处以分其权。惟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各官中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朝傅恒担任过以后，再也没有任命，故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为大学士之副职，协助办理阁务。李鸿章是在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担任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把这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李鸿章从来没有做过军机大臣，他以大学士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出任文华殿大学士是两宫皇太后的决定。时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内外陈奏大事交太后批览裁定。而李获踞首辅，排名在军机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体仁阁大学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驾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可惜迄今未见学者对此关注研究。同治帝患病是个延续月余的过程，按照清制，由谁继承皇位应当由皇帝作出决定。但在这一过程之中，深谋远虑的西太后肯定已经考虑了嗣皇帝的人选，即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再立嗣子，以保证慈禧能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垂帘听政。这种违反祖制的安排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天之后能够肆无忌惮地实现，一方面显示了太后在宫廷政治中异乎寻常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同各方政治力量达成了高度的默契。比如以王公大臣名义恳请太后裁定政务的上谕，就是由同治的师傅翁同龢亲笔起草的。

如今难以找到关于此项任命的确切背景资料。就最高层的政治运作而论，依然是恭亲王奕主持日常工作，而两宫太后保持最后拍板的权力，但恭王与太后叔嫂之间，因1865年前者被削去“议政王”名号和1874年重修圆明园事件，已经两次摊牌，双方心里都有难解的疙瘩。过去总以为恭王主政时期，能够控制廷臣，敢与太后颉颃。仅在数月之前，他便成功地阻止了同治与慈禧谋修圆明园的计划。在双方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恭王与近支亲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保持一致，拒不奉诏。但在最深层的内部，恭王与他最重要的助手文祥之间，

已经出现危险裂缝的蛛丝马迹。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谓：

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恭邸初与相得，其后以大婚保举之事意不合，自是事无巨细，显与文相龃龉，文相不能堪，癸酉（1873年）随扈上陵，归即欲请假。恭邸贤王，其待大臣犹不能无稍褊处。

可见恭王的真实地位也很脆弱，需要寻找具有实力的同盟者。而在慈禧太后这边，公然重返政治舞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冒险，她也要多找可靠的奥援。李鸿章无疑是当时继曾国藩之后最有实权的军事领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所掌握的淮军，此时正布置在京师的附近。因此，笼络李鸿章，无疑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步棋子。

李鸿章于1875年1月28日从保定抵达北京，参加大行皇帝的葬礼。29、30日，2月2日，获太后三次召见。他们密谈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李鸿章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出任文华殿大学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全国最重要官员的实际地位。

翁同龢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六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涌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藉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HenryBlack）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