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其二李鸿章（三）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龢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联俄心情之迫切。唯独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

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新党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